本故事内容纯属胡编乱造,不要代入现实,谢谢大家理解。
冰冷的,带着河底淤泥特有的腥腐气息,凶猛地灌进闵政南的口鼻,像无数根烧红的针,狠狠扎进肺叶深处。他徒劳地蹬着腿,浑浊黑暗的水流死死缠住他衰老枯瘦的身体,沉重的棉袄吸饱了冰水,变成一副坠向深渊的枷锁。水面之上,隔着晃动的暗绿色水波,县城桥洞外那零星几盏昏黄的路灯,像遥远星辰投下最后一点微光。
没人看见水里沉浮的他。
肺里的空气被一点点挤榨干净,火烧火燎的剧痛撕扯着胸腔。他浑浊的眼珠努力向上翻着,浑浊的水光里,最后倒映出的,是省城那个灯火通明、暖气烘得人发懒的豪华包间。他那两个“好儿子”,穿着笔挺的西装,油光水滑的头发梳得一丝不苟,正满脸堆笑地给几个大腹便便的老板敬酒。觥筹交错间,他,这个被榨干了最后一丝油水的老东西,像一块用旧了的破抹布,被他们轻飘飘地丢出了门外,丢回了这破败、寒冷的原点。
“爸,您老了,该享享清福了,回家乡养老去吧,空气好!”
清福?空气?
冰冷的河水猛地呛入喉咙,剧烈的咳嗽被水压死死闷在胸腔,只化作一串绝望细小的气泡,咕噜噜地向上飘散。
黑暗,无边无际地涌来,彻底吞没了他最后一点意识。
一股浓烈呛人的气味猛地撞进鼻腔——是劣质旱烟叶燃烧后混杂着土炕经年累月积攒下的汗酸、灰尘和禽畜粪便的浑浊味道。这味道如此熟悉,又如此遥远,像一把生锈的钥匙,狠狠捅进记忆最深处的锁眼。
闵政南猛地睁开眼。
视线先是模糊一片,如同蒙着一层厚厚的毛玻璃。他用力眨了眨,干涩的眼球艰难地转动着,视野才一点点清晰起来。
低矮的、糊着旧报纸的土坯房顶,被经年的烟火熏染成一片沉郁的暗黄色。几根粗糙的椽子横亘在头顶,上面挂着几串干瘪的辣椒和几束早已褪色的草药。糊墙的报纸上,“农业学大寨”几个粗黑的大字标语,在昏暗的光线下依旧清晰刺眼。身下是硬邦邦的土炕,铺着破旧发硬的芦席,硌得他骨头生疼。薄薄的、打着补丁的蓝花粗布被子,带着一股陈年霉味,勉强盖到胸口。
炕的另一头,挤着两个小小的身影。是他的弟弟闵政北和小妹闵小玲,蜷缩在另一床同样单薄的被子里,睡得正沉。小妹的一条细瘦胳膊露在外面,冻得微微发青。
闵政南僵硬地转动脖子,目光扫过这间狭窄昏暗的屋子。靠墙立着一个掉了漆的旧木柜,上面摆着一个搪瓷掉了大半、露出黑铁底子的脸盆。墙上贴着几张褪色的年画,颜色黯淡模糊。唯一的光源,是糊着窗户纸的格子窗透进来的、清冷的、带着黎明前灰蓝色的微光。
他回来了,回到1977年5月2日,老营村那个记忆中的家。
不是那个被扫地出门、冻饿而死的孤魂野鬼。
他抬起自己的手,摊开在眼前。借着微弱的光,看得分明。这双手,虽然指节粗大,带着常年劳作留下的厚茧和细小的疤痕,但皮肤紧绷,肌肉结实,充满了年轻的力量。不是那双枯瘦如柴、布满老年斑和冻疮的、在桥洞冰冷的河水里徒劳挣扎的手。
一股难以言喻的酸楚猛地冲上鼻腔,堵得他几乎窒息。他死死咬住牙关,下唇被咬得泛白,才将那股几乎要冲破喉咙的呜咽强行压了回去。
就在这时,隔着薄薄一层高粱秸秆和黄泥糊成的隔墙,灶房那边传来刻意压低的说话声,像毒蛇一样丝丝缕缕地钻进他的耳朵。
“……老李家那边,咬死了,三转一响,外加一百块现钱,少一个子儿都掀桌子(翻脸退婚)!”是母亲王桂芬的声音,带着浓重的哭腔和无法掩饰的疲惫,“他爹,这可咋整啊?老大眼看都二十五了,过了这个村,上哪儿再寻摸个像样的媳妇去?咱家这光景……”
“唉!”父亲闵忠厚一声沉重得如同磨盘落地的叹息,接着是旱烟袋锅子在炕沿上用力磕碰的“梆梆”声,沉闷而压抑,“能想的辙都想了,亲戚六眷借了个遍,脸皮都豁出去了,还差着老大一截呢!那缝纫机、自行车、手表,哪一样是咱这土里刨食的人家能轻易置办起的?”
屋子里陷入了短暂的、令人窒息的沉默。只有旱烟袋里劣质烟丝燃烧时发出的微弱“滋滋”声。
闵政南屏住了呼吸,全身的血液似乎在这一刻都涌向了耳朵。来了!果然来了!前世那将他推入深渊的算计!
隔墙那边,母亲王桂芬的声音再次响起,这次压得更低,带着一种孤注一掷的狠劲儿和心虚:“他爹……俺……俺今儿个去隔壁村换鸡蛋,听人嚼舌根子,说……说他们村后街那个刘寡妇……”
“刘寡妇?”闵忠厚的声音透着疑惑和一丝不易察觉的警惕。
“嗯呐!就是那个男人前年开山炸石头没了的,留了两个半大小子那个!”王桂芬语速加快,像是在说服自己,“听人说,她手里攥着不少抚恤钱呢!正托媒人四处打听,想找个身板结实、能顶门立户的男人,帮她拉扯那俩小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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