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故事内容纯属胡编乱造，不要代入现实，谢谢大家理解。
冰冷的，带着河底淤泥特有的腥腐气息，凶猛地灌进闵政南的口鼻，像无数根烧红的针，狠狠扎进肺叶深处。他徒劳地蹬着腿，浑浊黑暗的水流死死缠住他衰老枯瘦的身体，沉重的棉袄吸饱了冰水，变成一副坠向深渊的枷锁。水面之上，隔着晃动的暗绿色水波，县城桥洞外那零星几盏昏黄的路灯，像遥远星辰投下最后一点微光。
没人看见水里沉浮的他。
肺里的空气被一点点挤榨干净，火烧火燎的剧痛撕扯着胸腔。他浑浊的眼珠努力向上翻着，浑浊的水光里，最后倒映出的，是省城那个灯火通明、暖气烘得人发懒的豪华包间。他那两个“好儿子”，穿着笔挺的西装，油光水滑的头发梳得一丝不苟，正满脸堆笑地给几个大腹便便的老板敬酒。觥筹交错间，他，这个被榨干了最后一丝油水的老东西，像一块用旧了的破抹布，被他们轻飘飘地丢出了门外，丢回了这破败、寒冷的原点。
“爸，您老了，该享享清福了，回家乡养老去吧，空气好！”
清福？空气？
冰冷的河水猛地呛入喉咙，剧烈的咳嗽被水压死死闷在胸腔，只化作一串绝望细小的气泡，咕噜噜地向上飘散。
黑暗，无边无际地涌来，彻底吞没了他最后一点意识。
一股浓烈呛人的气味猛地撞进鼻腔——是劣质旱烟叶燃烧后混杂着土炕经年累月积攒下的汗酸、灰尘和禽畜粪便的浑浊味道。这味道如此熟悉，又如此遥远，像一把生锈的钥匙，狠狠捅进记忆最深处的锁眼。
闵政南猛地睁开眼。
视线先是模糊一片，如同蒙着一层厚厚的毛玻璃。他用力眨了眨，干涩的眼球艰难地转动着，视野才一点点清晰起来。
低矮的、糊着旧报纸的土坯房顶，被经年的烟火熏染成一片沉郁的暗黄色。几根粗糙的椽子横亘在头顶，上面挂着几串干瘪的辣椒和几束早已褪色的草药。糊墙的报纸上，“农业学大寨”几个粗黑的大字标语，在昏暗的光线下依旧清晰刺眼。身下是硬邦邦的土炕，铺着破旧发硬的芦席，硌得他骨头生疼。薄薄的、打着补丁的蓝花粗布被子，带着一股陈年霉味，勉强盖到胸口。
炕的另一头，挤着两个小小的身影。是他的弟弟闵政北和小妹闵小玲，蜷缩在另一床同样单薄的被子里，睡得正沉。小妹的一条细瘦胳膊露在外面，冻得微微发青。
闵政南僵硬地转动脖子，目光扫过这间狭窄昏暗的屋子。靠墙立着一个掉了漆的旧木柜，上面摆着一个搪瓷掉了大半、露出黑铁底子的脸盆。墙上贴着几张褪色的年画，颜色黯淡模糊。唯一的光源，是糊着窗户纸的格子窗透进来的、清冷的、带着黎明前灰蓝色的微光。
他回来了，回到1977年5月2日，老营村那个记忆中的家。
不是那个被扫地出门、冻饿而死的孤魂野鬼。
他抬起自己的手，摊开在眼前。借着微弱的光，看得分明。这双手，虽然指节粗大，带着常年劳作留下的厚茧和细小的疤痕，但皮肤紧绷，肌肉结实，充满了年轻的力量。不是那双枯瘦如柴、布满老年斑和冻疮的、在桥洞冰冷的河水里徒劳挣扎的手。
一股难以言喻的酸楚猛地冲上鼻腔，堵得他几乎窒息。他死死咬住牙关，下唇被咬得泛白，才将那股几乎要冲破喉咙的呜咽强行压了回去。
就在这时，隔着薄薄一层高粱秸秆和黄泥糊成的隔墙，灶房那边传来刻意压低的说话声，像毒蛇一样丝丝缕缕地钻进他的耳朵。
“……老李家那边，咬死了，三转一响，外加一百块现钱，少一个子儿都掀桌子（翻脸退婚）！”是母亲王桂芬的声音，带着浓重的哭腔和无法掩饰的疲惫，“他爹，这可咋整啊？老大眼看都二十五了，过了这个村，上哪儿再寻摸个像样的媳妇去？咱家这光景……”
“唉！”父亲闵忠厚一声沉重得如同磨盘落地的叹息，接着是旱烟袋锅子在炕沿上用力磕碰的“梆梆”声，沉闷而压抑，“能想的辙都想了，亲戚六眷借了个遍，脸皮都豁出去了，还差着老大一截呢！那缝纫机、自行车、手表，哪一样是咱这土里刨食的人家能轻易置办起的？”
屋子里陷入了短暂的、令人窒息的沉默。只有旱烟袋里劣质烟丝燃烧时发出的微弱“滋滋”声。
闵政南屏住了呼吸，全身的血液似乎在这一刻都涌向了耳朵。来了！果然来了！前世那将他推入深渊的算计！
隔墙那边，母亲王桂芬的声音再次响起，这次压得更低，带着一种孤注一掷的狠劲儿和心虚：“他爹……俺……俺今儿个去隔壁村换鸡蛋，听人嚼舌根子，说……说他们村后街那个刘寡妇……”
“刘寡妇？”闵忠厚的声音透着疑惑和一丝不易察觉的警惕。
“嗯呐！就是那个男人前年开山炸石头没了的，留了两个半大小子那个！”王桂芬语速加快，像是在说服自己，“听人说，她手里攥着不少抚恤钱呢！正托媒人四处打听，想找个身板结实、能顶门立户的男人，帮她拉扯那俩小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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