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先生把手里的情报“啪”地拍在桌子上,脸色铁青,显然是被上面的内容气的不轻。
情报是戴雨农刚送来的,上面写着:甘肃常敬之在金城召开会议,公开宣称“三民主义需与时俱进”,要“重新阐释先总理遗教”,甚至提出“土地归农、权力归民”的口号——这哪是“阐释”,分明是在拆他的台,夺他的神牌!
“娘希匹!他常敬之想要干什么?”蒋的声音又急又怒,在办公室里回荡,“重新对先总理的三民主义进行阐释?他也配?!当年我们追随先总理,搞二次革命,打陈炯明,北伐中原的时候,他常敬之在哪?他还在甘肃的山沟沟里玩泥巴呢!”
站在旁边的智囊杨永泰垂着手,不敢吭声。他知道校长现在正在气头上——常敬之有点不做人啊。
他蒋某人的立身之本是什么?是“继承先总理遗志”,是“党国正统”;现在常敬之要“重新阐释三民主义”,就是在否定他的“正统性”,等于明晃晃的打脸。
“还有甘肃那群奸党!”蒋某人越骂越激动,拿起桌上的茶杯,喝了口茶,却没压住火气,“真是国内第二的反动派!比GCD还可恨!GCD明着反我,他常敬之倒好,披着‘三民主义’的皮,暗地里挖我的根!我看他常敬之,应该被杀一百次头都不为过!”
他的声音越来越大,到最后几乎是吼出来的。办公室里的气氛压抑到了极点,连门口站岗的卫兵都不敢大口喘气。
他为什么这么激动?不只是因为常敬之“曲解党义”——中原大战的时候,他本来能一举消灭冯玉祥和阎锡山,结果常敬之打着从中调停幌子,阻止东北军入关,重创他的第二军团,占了最大的便宜:甘肃趁机收编了很多晋绥西北军残部,还抢了陇海线西段的控制权,一举成了西北最大的势力。
当时他正在围剿江西,常敬之又暗地里给江西卖武器、卖药品,美其名曰“商人自由贸易”,实际上是在拖他的后腿。
现在倒好,常敬之直接对他的“思想根基”动手了——这新仇旧恨加在一起,怎么能让他不气?
“蒋先生,息怒。”杨永泰见某人的情绪稍微平复了点,才轻声开口,“常敬之此举,看似是‘阐释党义’,实则是想争夺‘道义正统’。现在全国舆论都在看,我们不能坐以待毙,我们必须要重拳出击了。”
蒋先生喘着气,点了点头:“你说,该怎么办?”
“第一,舆论先行。”杨永泰往前走了一步,声音沉稳,“常敬之不是要‘阐释三民主义’吗?我们就公开驳斥他‘曲解党义’、‘背叛先总理’,把他钉在‘反动分子’的耻辱柱上。
让全国人都知道,他常敬之是‘别有用心’,是想离间中央,是帝国主义的走狗——他不是最近在西北跟联盟走得近吗?正好可以拿这个做文章。”
他顿了顿,继续说:“第二,得让布雷先生写篇社论,发表在《中央日报》上。既能痛斥常敬之,又能把蒋先生您的‘正统性’说清楚——强调南京政府是‘唯一合法政府’,您是‘唯一继承先总理遗志的人’。
最后振臂一呼,让常敬之‘回头是岸’,也号召全国有识之士,一起声讨他,把舆论声势造起来,用舆论谴责甘肃。”
蒋先生眯起眼睛,想了想,觉得这是眼下最好的办法了:“好,就按你说的办。让布雷现在就写,明天一早,《中央日报》头版必须登出来!”
陈布雷来得很快,手里还夹着个笔记本。他听蒋先生和杨永泰说完意图,没多话,只是点了点头,坐在旁边的椅子上,拿起笔就写。
办公室里只剩下笔尖划过纸张的“沙沙”声,这位国府的领袖坐在椅子上,看着窗外不知道在想着什么?
陈布雷写的很快,不到两个小时,社论就写好了。他把稿子递过去,蒋接过来,逐字逐句地看——开头就点明“三民主义乃先总理毕生心血,非任何人可随意篡改”,然后痛斥常敬之“借‘阐释’之名,行‘背叛’之实”,骂他是“中华大地上的跳梁小丑”,“在法理和道义上无立锥之地”;中间大段篇幅阐述南京政府的“正统性”,说蒋先生“自先总理逝世后,始终坚守遗教,平定内乱,抵御外侮,乃党国之柱石”;结尾果然如杨永泰所说,写着“常敬之苦海无边,回头是岸,勿再在错误道路上狂奔”,还呼吁“全国爱国之士,共讨此叛逆,以正党义,以安社稷”。
“写得好!不愧是我的文胆啊!”蒋先生看完,重重拍了下桌子,“就这么登!一字不改。”
第二天社论一登出来,整个南京轰动了。《中央日报》被抢购一空,被迫加印了好几次,街头巷尾都在议论常敬之和南京政府的矛盾。
而蒋先生没等舆论发酵,就立刻展开了后续动作——经济制裁、军事威慑同步跟上了。
南京、甘肃的动作,很快就传到了全国各地。那些大大小小的势力,得知消息后,心思各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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