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先生把手里的情报“啪”地拍在桌子上，脸色铁青，显然是被上面的内容气的不轻。
情报是戴雨农刚送来的，上面写着：甘肃常敬之在金城召开会议，公开宣称“三民主义需与时俱进”，要“重新阐释先总理遗教”，甚至提出“土地归农、权力归民”的口号——这哪是“阐释”，分明是在拆他的台，夺他的神牌！
“娘希匹！他常敬之想要干什么？”蒋的声音又急又怒，在办公室里回荡，“重新对先总理的三民主义进行阐释？他也配？！当年我们追随先总理，搞二次革命，打陈炯明，北伐中原的时候，他常敬之在哪？他还在甘肃的山沟沟里玩泥巴呢！”
站在旁边的智囊杨永泰垂着手，不敢吭声。他知道校长现在正在气头上——常敬之有点不做人啊。
他蒋某人的立身之本是什么？是“继承先总理遗志”，是“党国正统”；现在常敬之要“重新阐释三民主义”，就是在否定他的“正统性”，等于明晃晃的打脸。
“还有甘肃那群奸党！”蒋某人越骂越激动，拿起桌上的茶杯，喝了口茶，却没压住火气，“真是国内第二的反动派！比GCD还可恨！GCD明着反我，他常敬之倒好，披着‘三民主义’的皮，暗地里挖我的根！我看他常敬之，应该被杀一百次头都不为过！”
他的声音越来越大，到最后几乎是吼出来的。办公室里的气氛压抑到了极点，连门口站岗的卫兵都不敢大口喘气。
他为什么这么激动？不只是因为常敬之“曲解党义”——中原大战的时候，他本来能一举消灭冯玉祥和阎锡山，结果常敬之打着从中调停幌子，阻止东北军入关，重创他的第二军团，占了最大的便宜：甘肃趁机收编了很多晋绥西北军残部，还抢了陇海线西段的控制权，一举成了西北最大的势力。
当时他正在围剿江西，常敬之又暗地里给江西卖武器、卖药品，美其名曰“商人自由贸易”，实际上是在拖他的后腿。
现在倒好，常敬之直接对他的“思想根基”动手了——这新仇旧恨加在一起，怎么能让他不气？
“蒋先生，息怒。”杨永泰见某人的情绪稍微平复了点，才轻声开口，“常敬之此举，看似是‘阐释党义’，实则是想争夺‘道义正统’。现在全国舆论都在看，我们不能坐以待毙，我们必须要重拳出击了。”
蒋先生喘着气，点了点头：“你说，该怎么办？”
“第一，舆论先行。”杨永泰往前走了一步，声音沉稳，“常敬之不是要‘阐释三民主义’吗？我们就公开驳斥他‘曲解党义’、‘背叛先总理’，把他钉在‘反动分子’的耻辱柱上。
让全国人都知道，他常敬之是‘别有用心’，是想离间中央，是帝国主义的走狗——他不是最近在西北跟联盟走得近吗？正好可以拿这个做文章。”
他顿了顿，继续说：“第二，得让布雷先生写篇社论，发表在《中央日报》上。既能痛斥常敬之，又能把蒋先生您的‘正统性’说清楚——强调南京政府是‘唯一合法政府’，您是‘唯一继承先总理遗志的人’。
最后振臂一呼，让常敬之‘回头是岸’，也号召全国有识之士，一起声讨他，把舆论声势造起来，用舆论谴责甘肃。”
蒋先生眯起眼睛，想了想，觉得这是眼下最好的办法了：“好，就按你说的办。让布雷现在就写，明天一早，《中央日报》头版必须登出来！”
陈布雷来得很快，手里还夹着个笔记本。他听蒋先生和杨永泰说完意图，没多话，只是点了点头，坐在旁边的椅子上，拿起笔就写。
办公室里只剩下笔尖划过纸张的“沙沙”声，这位国府的领袖坐在椅子上，看着窗外不知道在想着什么？
陈布雷写的很快，不到两个小时，社论就写好了。他把稿子递过去，蒋接过来，逐字逐句地看——开头就点明“三民主义乃先总理毕生心血，非任何人可随意篡改”，然后痛斥常敬之“借‘阐释’之名，行‘背叛’之实”，骂他是“中华大地上的跳梁小丑”，“在法理和道义上无立锥之地”；中间大段篇幅阐述南京政府的“正统性”，说蒋先生“自先总理逝世后，始终坚守遗教，平定内乱，抵御外侮，乃党国之柱石”；结尾果然如杨永泰所说，写着“常敬之苦海无边，回头是岸，勿再在错误道路上狂奔”，还呼吁“全国爱国之士，共讨此叛逆，以正党义，以安社稷”。
“写得好！不愧是我的文胆啊！”蒋先生看完，重重拍了下桌子，“就这么登！一字不改。”
第二天社论一登出来，整个南京轰动了。《中央日报》被抢购一空，被迫加印了好几次，街头巷尾都在议论常敬之和南京政府的矛盾。
而蒋先生没等舆论发酵，就立刻展开了后续动作——经济制裁、军事威慑同步跟上了。
南京、甘肃的动作，很快就传到了全国各地。那些大大小小的势力，得知消息后，心思各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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