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轴发出生涩而沉重的“吱呀——”声，在寂静得能听见呼吸声的礼堂里被无限放大。那两扇厚重的木门被缓缓推开，门后是一片比礼堂内部更加深沉的黑暗，像一张巨兽的嘴，正缓慢地吐出什么。
先是一阵脚步声。不是整齐划一的军靴踏步，也不是从容不迫的文人步履，而是一种杂乱的、拖沓的、带着明显迟疑和机械感的脚步声。那声音从黑暗中传来，由远及近，每一步都像是踩在某种粘稠的、令人窒息的物质上。
然后，身影出现了。
一个，两个，三个……大约二、三十个年轻的身影，从门后的阴影里鱼贯而出，走入了主席台前方那片昏黄的灯光下。他们走得很慢，动作有些僵硬，像是牵线木偶，每迈出一步都需要克服某种无形的阻力。
灯光终于清晰地照出了他们的模样。
男生清一色穿着日本男学生常见的“诘襟”学生装——深蓝色的立领上衣，黄铜纽扣一直扣到脖颈，剪裁合体，但穿在这些中国青年身上，却透着一股说不出的怪异和别扭。那是完全日式的款式，与他们的中国面孔形成尖锐的对比。
女生的装扮更刺眼——日本女学生的“水手服”，白色上衣配着深蓝色的百褶裙，领口系着小小的领结，有的甚至还别着发卡。
他们的头发都梳得一丝不苟，脸上却没有什么表情。不是平静，而是一种被抽空了所有情绪后的空白。眼神大多低垂着，死死盯着自己脚下的地面，不敢抬头，更不敢与台下任何人对视。那种低垂，不是谦卑，而是一种极致的恐惧和麻木后的自我封闭。
而他们手中，每人都拿着东西。
有的拿着日本的小太阳旗，白底红日，在昏黄光线下那红色像干涸的血迹。有的拿着伪满洲国的“五色旗”，红蓝白黑黄，象征着“五族协和”的虚伪口号。还有少数人，甚至两手各持一面，一手日本旗，一手满洲旗，看起来荒谬至极。
旗帜都不大，是那种可以握在手中的小旗，但此刻在这些青年手中，却仿佛重若千钧。他们握着旗杆的手指关节泛白，微微颤抖。那不是激动的颤抖，而是某种极力压抑着什么——可能是恐惧，可能是愤怒，也可能是彻底崩溃后的生理性战栗。
队伍在几名日军军官低声而严厉的指挥下，缓慢地、笨拙地移动到主席台前方正中央的位置，面向台下黑压压的记者们站定。整个过程鸦雀无声，只有布料摩擦的窸窣声和军靴轻点地面指挥位置的哒哒声。
站定后，他们像一排排被栽在那里的木桩，一动不动。
然后，站在队伍侧面的一名日军少尉做了个手势。那手势很轻微，但台上的学生们却像接到了某种必须执行的指令，齐刷刷地、动作僵硬地举起了手中的旗帜。不是高举，只是举到胸前的高度，然后开始机械地前后摇晃。
动作并不整齐。有的人晃得快一些，有的人慢一些，有的人幅度大，有的人幅度小。但正因为这种不整齐，反而更显出一种被强迫的、不情愿的真实感。那片小小的旗海在昏黄灯光下晃动，红色、白色、五彩色交织成一片令人眩晕的光斑。
同时，一个站在队伍前列的男生，用有些干涩、但足够响亮的声音带头喊起了口号：“中日亲善！东亚和平！”
其他学生像被上了发条的木偶，跟着机械地、参差不齐地喊了起来：
“中日亲善...东亚和平...”
“共建王道乐土...”
“感谢皇军...保护...”
“日中提携……共存共荣……”
口号声在礼堂里回荡，一声接一声。没有热血青年应有的激昂，没有被迫者的愤怒哭喊，甚至没有恐惧到极致的颤抖。只有一种被彻底掏空了灵魂的、麻木的、如同念经般的重复。每一个字都像是从齿缝里挤出来的，又像是早已被设定好的程序自动播放。
那声音听在耳里，比任何惨叫和怒骂都更让人毛骨悚然。因为它展示的不是反抗，不是不屈，而是一种更可怕的东西——精神的死亡。
王汉彰坐在台下第二排，他的目光从这群学生走出黑暗的那一刻起，就如同被最坚硬的磁石吸引，死死锁定了其中一道身影。
即便穿着那套可笑又不合身的水手服，即便头发被梳理成刻板的中分样式，即便她同样低垂着眼睑，像其他人一样机械地摇晃着手中的日本小太阳旗，嘴唇嚅动着跟着那些荒唐的口号……王汉彰还是一眼就认出了她。
赵若媚。
那个曾经在天津中学堂里，总是穿着素净的蓝布裙，剪着清爽的齐耳短发，眼神明亮如星，笑起来时会露出两颗小虎牙的赵若媚。那个会在辩论时激动得脸颊发红，会为了一个观点和他争得面红耳赤，会眼睛发亮地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赵若媚。那个一腔热血，执意要跟着同学组成“慰问团”去前线，“哪怕只是给将士们唱首歌、写封信”的傻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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