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午八点半。离全体员工大会还有三十分钟。
于龙提前到了工地，想趁安静捋一遍发言提纲。刚走到大门口，就看见一个白发老人站在围挡外面，一只手扶着隔离栏，另一只手揣在旧棉袄口袋里，踮着脚往工地里头张望。老人穿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棉袄，领口磨出了毛边，脸上的皱纹像老树皮，被早上的风吹得两颊发红。站了有一会儿了，脚边搁着一个鼓鼓囊囊的蛇皮袋，袋口露出半只杀好的土鸡。
“老师傅，找谁？”于龙走过去。
老人转过头，眼睛不太好使，眯着看了好一会儿才看清，赶紧往后退了半步，声音沙哑：“找儿子。他叫孙有田，在这工地上班。我从老家坐车来的，天没亮就出来了——忘了带手机，记不住他电话，存号码那张纸落家里了。”说着搓搓手，指关节粗大，指甲缝里还带着泥，“他说是绑钢筋的，在哪个班我也不知道。”
孙有田。于龙脑子里过了一遍——钢筋班组有个小孙，二十出头，瘦高个，干活卖力，平时不怎么说话。他掏出手机拨给钢筋班长老赵：“老赵，你们班小孙他爸来了，在大门口，让他出来一下。”
挂了电话，于龙跟老人说：“大爷，您儿子马上出来。门口有凳子，进来坐坐喝口热水？”
“不了不了，就在这等，不耽误你们干活。”老人赶紧摆手。
“那我给您倒杯水。”于龙转身去值班室倒了杯热水，又顺手从桌上拿了个茶叶蛋——早上老葛塞给他的，还热着——一起递过去。
老人接过水杯，两只手捂着，暖和了一会儿才喝一小口，有些拘谨地问：“您是……管事的？”
“算是吧。”
“你们这儿真好。”老人喝了口热水，身子不那么缩着了，“连管事的都这么和气。以前有田在别的工地干，我去看他，门卫连大门都不让站，说碍事。”
正说着，一个瘦高个从工地里跑出来，安全帽都没摘，跑得急，在门口绊了一下差点摔倒——正是小孙。他看见老人，愣了一秒，喊了声“爸”，声音一下子就变了。跑到跟前，看着老人手里的蛇皮袋和露出来的半只土鸡，眼圈刷地红了。
“爸，你怎么来了？也不打个电话——”
“忘了带手机。”老人伸手拍拍他肩膀上的灰，又摸摸他的脸，“瘦了。累不累？”
“不累。”小孙使劲摇头，低头看见父亲手里还攥着于龙给的一次性水杯，又看见那个茶叶蛋，忽然转过身来，对着于龙深深鞠了一躬：“于总，谢谢您。”
“行了，带大爷去食堂吃个早饭。给你一上午假，陪陪老爷子。钢筋班组那边我让老赵调个人顶上。”
小孙使劲点头，拉着父亲往食堂走。老人走了两步又回头，声音很大：“老板，你是个好人。好人有好报！”周围正陆续到场的工人都听见了，几个护理员扭过头来看。老宋正好走到大门口，也看见了这一幕。于龙脑子里系统提示音响了，他没去看——注意力被另一件事拽走了。孙队长从值班室探出半个身子，朝他点了点头，什么都没说，那意思是：我看着呢。
九点整。工地广场上站满了人。两百来号，比上次多了一倍——护理员、施工队、后勤、安保，连临时工都到了。老葛带人提前布置好：主席台铺红布，话筒试了六遍，音响接了两个外放喇叭。主席台旁边立着一块巨大的诚信承诺墙，白底红字写着：我承诺，以良心建造，为生命负责。下面一片空白签名区，等着散会。
于龙走上台。
台下两百多双眼睛。老宋站在最后一排，反光背心板板正正；小贵州摘了焊帽，脸上红印子还没消；李娟和吴院长站在护理员队伍前面，三十个淡蓝色工作服的姑娘排成两列；孙队长带安保队在侧翼；张强穿新工装站在仓库方向最边上，站得笔直；小孙带父亲坐在后排，老人还抱着那个蛇皮袋。
“今天开大会，先讲一件真事。”于龙没用稿子，“几天前深夜，有人拿了两万块钱，准备在这栋楼的消防管道上动手脚。两万块——换一个养老院的消防系统报废。万一着了火，喷淋不出水，你们告诉我，这栋楼里住的上百个老人，往哪儿跑？”
台下一片死寂。小贵州攥紧拳头，李娟低下头，后排有工人把手里的安全帽捏得嘎吱响。
“那个人现在在派出所。他在口供里说了一句话——‘我不知道后果这么严重。’”于龙停了一下，目光扫过台下每一张脸，“不知道后果？上百条人命的事，他不知道？他不是不知道——他是从心底里觉得，老人的命不值钱。”
他把手里捏着的一截钢筋举过头顶。那是从废料堆里捡的，拇指粗，断面闪着铁光。
“这栋楼，从基坑到封顶，老葛带人一锹一锹挖过，小贵州一根一根钢筋扎过，李娟一厘米一厘米调过扶手高度。为什么？因为未来住在这里的，是你们的爹妈，是你们老了以后的样子。任何一点偷工减料，都是对生命的犯罪。任何一次被人收买，都是对良心的背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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