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启三年秋,本该是一个充满希望与喜悦的收获季节。由格物院农学系引种推广的番薯、玉米、马铃薯等高产作物,在山东、河南、陕西、北直隶等地的试验田和早期推广区,确实结出了累累硕果。地方官员奏报中“收成数倍于黍稷”、“民心欣喜”、“活命粮”等字眼,让朝堂之上关心民生的官员倍感欣慰。天启皇帝朱由校在御前也难得地露出了笑容,对沈惊鸿、徐光启等人推动的格物兴农之策大加赞赏。
然而,这片丰收的喜悦之下,一股潜藏已久、足以颠覆王朝根基的暗流,却因这“丰收”而被骤然引爆,并以一种极其尖锐的方式,冲上了朝堂,引发了天启朝开年以来最为激烈的争论。
这一日的常朝,气氛原本因各地的丰收喜报而显得轻松。然而,当轮值御史奏事时,河南道监察御史杨涟(借用此历史名臣,设定其在此时间线仍为御史)出班,手持笏板,面容沉痛,声音带着压抑不住的激愤:
“陛下!臣杨涟有本奏!近日各地喜报丰收,臣本应与诸臣工同贺!然,臣闻河南、山东等地,虽有番薯玉米之丰,然民间却有‘丰年饥馑’之怪象!无数农户手持新收之薯、之谷,却面无喜色,甚有鬻儿卖女者!臣初闻不解,细查之下,方知此乃田制崩坏,兼并酷烈之恶果也!”
此言一出,满朝皆惊。连龙椅上的天启帝都坐直了身体,皱起了眉头。
杨涟继续慷慨陈词,字字泣血:“陛下!太祖定制,民有恒产,方有恒心。然时至今日,各地藩王、勋贵、官绅、豪强,倚仗权势,巧取豪夺,兼并土地,无休无止!寻常农户,或因天灾,或因赋役,或因高利盘剥,稍有困顿,则田产尽失,沦为佃户流民!如今虽有高产新种,然其田何在?其利谁享?”
他具体举例:“臣查河南某县,七成良田尽归福王府及地方缙绅!农户佃其田,岁收之粮,大半需交予田主作为地租,所余寥寥,仅堪糊口,遇有婚丧嫁娶、官府摊派,则立陷绝境!此番薯玉米之丰,于田主而言,乃是锦上添花,租息更厚;于佃户而言,不过是多交了几斗租谷,依旧在温饱线上挣扎!此非臣妄言,各地奏报所谓‘民心欣喜’者,恐多是那些坐拥千顷万亩的田主豪强!而真正耕种土地的升斗小民,何喜之有?!”
他最后将矛头直指核心:“陛下!此土地兼并之祸,非止河南、山东,实乃遍及南北之痼疾!长此以往,国朝根基动摇!农户无立锥之地,则国家税赋何出?流民遍地,则天下何以安宁?昔日汉唐之衰,莫不始于田制崩坏!今我大明,岂可重蹈覆辙?!臣恳请陛下,明察秋毫,抑制兼并,清丈田亩,限田均赋,以安天下民心,固我社稷之本!”
杨涟这番奏对,如同一块巨石投入平静的湖面,瞬间在朝堂上炸开了锅。
“陛下!杨御史此言大谬!”立刻有官员出班反驳,多是出身江南、湖广等地的士绅代表,或与藩王、勋贵关系密切者,“田土买卖,自古有之,乃两厢情愿。岂可妄加‘兼并’之名?清丈田亩,徒然扰民!限田均赋,更是与民争利,违背祖制!如今既有新种增产,民食渐足,正宜与民休息,何故再兴事端?”
实干派官员中,意见也出现了分歧。一部分如徐光启般深谋远虑者,深知土地问题乃根本,支持杨涟,认为必须着手解决。徐光启出列道:“陛下,杨御史所奏,确为实情。格物院新种,可解一时之饥,然若土地不均,则如无根之木,无源之水,终难持久。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此非盛世之象!臣以为,清丈田亩,查明实数,乃整顿赋役、抑制兼并之第一步,势在必行!”
然而,另一部分实干派官员则顾虑重重。他们担心,在辽东未靖、内帑空虚、且魏忠贤虎视眈眈的情况下,贸然触动天下最庞大的地主集团——藩王、勋贵、官绅的利益,会引发巨大的政治动荡,甚至可能使刚刚起步的各项改革(如养廉银、边防革新)毁于一旦。他们认为当务之急是巩固现有成果,土地问题可徐徐图之。
而阉党集团则冷眼旁观,暗中窃喜。魏忠贤敏锐地意识到,这是一个打击异己、攫取权力的好机会。他完全可以利用“清丈田亩”这把刀,指向那些不依附自己的官员和地方势力,借机安插亲信,抄家敛财。
朝堂之上,顿时分成了几派:以杨涟为代表的激进改革派,要求立即采取措施抑制兼并;以部分江南士绅为代表的保守派,坚决反对触动现有土地格局;以部分实干派为代表的稳健派,主张谨慎行事;还有伺机而动的阉党。各方引经据典,争吵不休,场面一度失控。
天启帝朱由校被这突如其来的复杂局面弄得有些头疼。他本能地觉得杨涟说的有道理,农户无地,确是国家大患。但反对的声音如此激烈,牵涉的利益如此庞大,让他一时难以决断。他看了一眼一直沉默不语的几位阁臣,又看了看争论不休的百官,最终有些烦躁地挥了挥手:“此事……容朕细思。退朝!”
小主,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更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