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间布置典雅、暖意融融的小会议室内，陈长生见到了政策研究室的李副主任。这是一位年约五旬、戴着眼镜、气质儒雅中透着干练的学者型官员，目光敏锐而温和。陪同的还有张明远院长和发展研究中心的刘研究员。没有繁文缛节，清茶一杯，谈话直接开始。
李副主任开场温和，称赞了陈长生报告的创新性，随即话锋一转，提出了几个极其尖锐且宏大的问题，直指当前改革深水区的核心矛盾：
“长生同志，你对当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需求侧管理’如何协同发力，有何见解？”
“关于‘一带一路’倡议推进中，如何更好地规避地缘政治风险，实现互利共赢？”
“在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方面，除了你报告中提到的，还有哪些更深层次的体制机制障碍需要突破？”
这些问题，任何一个都足以让资深学者沉思良久。张明远和刘研究员都捏了一把汗。
陈长生依旧从容。他没有引经据典，而是以一种俯瞰时代的宏大视角，结合未来十几年的实践得失，侃侃而谈。他的回答，既有高屋建瓴的战略方向，又有具体可行的实施路径，更夹杂着对某些潜在风险的精准预警。
他谈到“供给侧改革”的关键在于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和激发微观主体活力，不能简单理解为“去产能”；谈到“一带一路”要构建“硬联通”与“软联通”并重的命运共同体，警惕“新殖民主义”的指责；谈到金融风险根源于预算软约束和监管套利，必须从改革财税体制和金融监管架构入手。
他的许多观点，如“数字经济赋能传统产业”、“发展绿色金融支持双碳目标”、“关注人口结构变化对长期增长的挑战”等，在当时的讨论中极具前瞻性，甚至有些“离经叛道”，但逻辑严密，论证有力。
谈话持续了整整三个小时。李副主任从最初的倾听，到中间的频频发问，再到后来的凝神沉思，最后，他摘下眼镜，轻轻揉了揉眉心，脸上露出了极为复杂的神情——有震惊，有欣赏，有深思，更有一种发现瑰宝的喜悦。
“后生可畏！真是后生可畏啊！”李副主任长长舒了一口气，由衷感叹，“长生同志，你的许多见解，为我们打开了全新的思路！有些问题，我们内部争论已久，你的分析，可谓一针见血！了不得！”
他没有做出任何具体承诺，但态度已然说明一切。临别时，他紧紧握住陈长生的手：“长生同志，感谢你的真知灼见！希望以后还能有机会向你请教。国家的发展，正需要你们这样有见识、有担当的年轻人！”
张明远和刘研究员激动不已，他们知道，陈长生这个名字，已经真正进入了最高决策圈的视野。
回程的车厢内，异常安静。林凡能感觉到，这次会谈的意义，远超之前任何一次商业成功。
陈长生望着窗外暮色中的香山，目光深邃。这次谈话，是一次试探，也是一次播种。他将一些超越时代的理念，悄无声息地植入了这个国家最核心的智囊脑中。这或许不会立刻带来什么，但却像一颗种子，在未来的某个关键时刻，可能会发芽生长，影响潮水的方向。
无声处，听惊雷。他的舞台，早已超越了校园和商界，开始与一个伟大时代的脉搏，悄然共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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