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五年深秋，吉林长白山脚下，李凤霞已经在炕上躺了整整三年。
起初只是腰腿疼，县医院说是风湿，开了大包小包的药。后来疼得下不了地，省城的大夫摇头说怕是疑难杂症，住院三个月，钱像流水一样淌出去，人却一天比一天枯槁。到第三年头上，李凤霞瘦得只剩一把骨头，眼窝深陷，皮肤泛着不正常的青白色，偶尔清醒时总说梦见蛇，无数条蛇缠着她，冰凉滑腻，从脚踝一直缠到脖颈。
丈夫王建国卖了家里最后两头猪，蹲在卫生院走廊抽了三包烟，烟头在地上堆成小山。主治大夫拍拍他肩膀：“老王，实在不行...接回家吧，让病人舒服点。”
这话像刀子扎进建国心里。他才四十二岁，妻子比他小两岁，儿子刚上高中。接回家等死？他不甘心。
回村的路上，建国遇见了老猎户赵四爷。四爷听罢沉默良久，吧嗒吧嗒抽着旱烟，烟雾在秋日清冷的空气里缭绕成奇异的形状。
“建国啊，”四爷终于开口，声音压得很低，“凤霞这病，怕是不得劲。”
“咋？”
“你记不记得，三年前开春，你们家是不是动过老柳树？”
建国心里一咯噔。那年村里修路，确实砍了院墙外那棵两人合抱的老柳。凤霞还念叨，说这树打她太爷爷那辈就有了，砍了可惜。当时树倒的时候，树根底下窜出七八条花蛇，最大的有小孩胳膊粗，嘶嘶地吐着信子，钻进草丛不见了。
“四爷，您是说我媳妇冲撞了...”
“柳仙。”四爷吐出两个字，在冷空气里凝成白雾，“长白山这一带，老柳树多有灵性，底下住着柳仙，就是蛇仙。你们动了它的宅子，它能不恼？”
建国觉得脊背发凉。他不是完全不信这些，村里老人常说山精野怪的事，可这都九十年代了，儿子在县里读高中，学的都是数理化。
“四爷，那...那咋整？”
“去请黑瞎子沟的崔萨满吧。”四爷说，“方圆百里，就他还真有点道行。”
崔萨满住在三十里外的黑瞎子沟，建国骑自行车颠了大半天才到。那是个独门独院，三间土坯房，院门口挂着褪色的红布条和风干的兽骨。萨满六十多岁模样，黑红脸膛，眼睛小而亮，看人时像能直接看到骨头里去。
听完建国叙述，崔萨满闭眼掐算了半晌，手指在掌心里飞快移动。
“是柳仙。”他睁开眼，“没要她的命，已是留情。但要彻底解了这桩恩怨，得请神问事，看柳仙要什么补偿。”
请神的费用是三百块，建国咬牙掏了——这原本是给儿子下学期的学费。
三天后的子时，崔萨满来到王家。那晚没有月亮，星星却异常明亮，冷白的星光洒在院子里，把一切都照得朦朦胧胧。崔萨满在院中设了香案，供上三杯白酒、一只煮熟的整鸡、三叠黄表纸。他换上一身缀满铜铃和彩布条的神衣，头戴鹿角神帽，手中握着单面神鼓。
“都退到屋里去，无论听到什么都别出来。”崔萨满声音变得低沉而陌生。
建国领着儿子躲进里屋，透过门缝往外看。只见崔萨满开始击鼓吟唱，那调子古怪极了，忽高忽低，既不像山歌也不像戏曲，倒像某种古老的语言。鼓点越来越急，崔萨满的身体开始抖动，起初是轻微的震颤，后来剧烈到整个人都在摇摆，神衣上的铜铃哗啦啦响成一片。
突然，鼓声骤停。
崔萨满的背弓了起来，脖子向前伸，头左右缓慢摆动，舌头时不时吐出又收回——那动作，分明像一条蛇。
一个完全不同的声音从萨满喉咙里发出，尖细而冰冷：“王家人...敢动我的府邸...”
建国腿一软，几乎跪倒。儿子死死捂住嘴，眼睛瞪得溜圆。
“大仙恕罪！”建国隔着门喊，“我们无知，冲撞了大仙！求大仙放过我媳妇，要什么补偿我们都给！”
“萨满”缓缓转过头，那眼神冰冷得没有一丝人气：“三年病痛，是惩戒。要解，需受柳鞭三十六下，一鞭抵一年罪。”
屋里，李凤霞忽然发出呻吟，身体在床上扭动，像被无形的绳子捆绑。
崔萨满——或者说附在他身上的柳仙——从香案上取下一根新鲜的柳条，蘸了事先准备的井水，走进屋里。建国想拦，却被儿子死死抱住：“爸，信萨满一回吧！”
柳条举起，落下。
第一鞭抽在李凤霞小腿上，发出清脆的“啪”声。凤霞惨叫起来，那声音不似人声，倒像某种动物的哀鸣。鞭痕处迅速泛起一道红印，诡异的是，那红印边缘不是平滑的，而是呈现出细密的鳞片状纹路。
一鞭，两鞭，三鞭...
建国看着妻子在床上翻滚惨叫，每一声都像刀子剜他的心。他想冲上去，脚却像钉在地上。儿子在身后低声抽泣，拳头攥得指节发白。
柳条蘸了井水，抽打时水珠四溅。屋里弥漫开井水的清冽气和某种难以形容的腥味，像是雨后泥土的气息，又混杂着草叶和爬行动物特有的气味。鞭打声、惨叫声、铜铃声、还有萨满喉咙里发出的嘶嘶声，混成一片噩梦般的交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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