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判庭的灯光重新亮起时，空气中还飘着刚才争论的余温。公诉人站在庭中央，手里举着一份泛黄的档案，封面印着 “2018 年 顾景明涉嫌伪造文徵明《品茶图》案”，档案袋边角的红色印章已经有些褪色，却在冷白的灯光下显得格外刺眼。
“审判长，各位陪审员，” 公诉人的声音沉稳有力，打破了休庭后的寂静，“被告人顾景明声称自己‘为艺术传播而委托创作’，但这份档案显示，早在五年前，他就曾伪造文徵明的画作，以两千三百万的价格卖给台湾藏家，后因藏家发现破绽报警，案件最终以‘民事调解’结案 —— 当时他给出的理由，同样是‘复作具有艺术价值’。”
他将档案翻开，投影屏幕上出现两张对比图：左边是文徵明真迹《品茶图》，右边是顾景明伪造的版本，画面中茶桌的木纹走向、人物衣褶的笔触，都与真迹有细微差异，却被刻意做旧处理，连装裱的绫绢都仿造了明代的暗纹。“大家可以看到，顾景明所谓的‘艺术复作’，本质上是为了掩盖‘以假充真’的牟利目的。五年前他能用同样的手法伪造文徵明画作，五年后委托江寻、沈墨心创作《蓬莱仙境图卷》，目的绝非‘传播艺术’，而是延续其伪造牟利的惯犯行为。”
顾景明的脸色第一次变了。他身体微微前倾，手铐在桌沿磕出急促的声响：“那不一样！五年前的仿作是我找小作坊做的，技法粗糙，可这次是江寻和沈墨心 —— 他们是真正懂传统技法的人，这幅画的价值完全不同！”
“价值是否不同，应由专业人士评定。” 公诉人侧身示意，法警引着一位头发花白的老人走上证人席。老人穿着深灰色西装，胸前别着 “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 的徽章，手里提着一个黑色公文包，正是故宫博物院的资深书画鉴定专家林鹤年。
“林先生，您从事古画鉴定四十余年，曾参与《蓬莱仙境图卷》真迹的修复工作，能否请您谈谈，被告人口中的‘艺术复作’，与‘伪造文物’的本质区别？” 公诉人问道。
林鹤年打开公文包，取出放大镜和一本《明清书画鉴定指南》，声音带着岁月沉淀的厚重：“区别在于‘意图’与‘标注’。真正的艺术复作，会在画作显着位置注明‘仿某某之作’，并保留创作者自己的印章，比如清代石涛仿倪瓒的画，会在题跋里写明‘仿云林笔意’，这是对原作的致敬，也是对观者的尊重；而伪造文物，会刻意抹去所有现代痕迹，模仿原作的印章、题跋，甚至做旧处理，目的就是让观者误以为是真迹 —— 这不是艺术创作，是欺诈。”
他拿起桌上的照片 —— 那是江寻、沈墨心创作的《蓬莱仙境图卷》局部，画面右下角的印章处被放大，能清晰看到 “江寻墨戏”“墨心临古” 两枚印章。“这幅画本身，其实符合‘艺术复作’的标注要求，创作者留下了自己的印记。但问题在于，被告人顾景明在拿到画作后，私自将这两枚印章抠掉，重新钤盖了‘王原祁印’和‘麓台’两枚仿刻印章，还在画轴末端添加了清代收藏家的题跋 —— 这些都是我们在警方扣押的画作上发现的，有技术鉴定报告为证。”
投影屏幕上随即出现技术鉴定报告的截图，红色箭头指向印章处的修补痕迹，旁边标注着 “现代胶矾水修补，与清代装裱工艺不符”。旁听席上传来倒吸冷气的声音，陆明轩下意识地摸了摸口袋里的手机，录音文件还在，可现在看来，顾景明的 “艺术宣言”，不过是掩盖欺诈的借口。
顾景明的律师立刻起身：“审判长，我的当事人承认修改印章，但这是经过江寻、沈墨心默许的！他们在创作时就知道，这幅画需要‘更贴近原作的装裱’，才能参加学术展览 ——”
“我们没有默许！” 沈墨心突然站起来，声音带着压抑许久的激动，“我们交画时，明确跟顾景明说过，印章不能改，题跋不能加，他当时答应得好好的，说‘会保留我们的创作痕迹’！” 她从创作笔记里翻出一张照片，是交画当天拍的，画轴右下角的 “江寻墨戏” 印章清晰可见，“这是我们交画时的记录，顾景明接过画时，还说‘这两枚印章盖得好，有古意’，现在却私自修改，这是对我们创作的不尊重，更是欺诈！”
顾景明的脸色彻底沉了下来，双手紧紧攥着桌沿，指节泛白：“我修改印章，是为了让这幅画能在香港艺术博览会上‘更好地展示传统技法’，如果带着你们的印章，谁会关注王原祁的技法？谁会知道清代浅绛山水的美？”
“关注技法不需要伪造印章！” 林鹤年打断他，语气带着一丝痛心，“我年轻时修复古画，遇到过很多复作，有的技法比真迹还精妙，可创作者从没想过要冒充真迹 —— 因为他们知道，真正的艺术价值，不在于‘像不像’，而在于‘有没有自己的思考’。江寻先生研究王原祁的披麻皴三年，却在山石的阴影处加入了现代光影的处理；沈墨心女士复原清代矿物颜料，却在云雾的渲染里融入了江南烟雨的灵动 —— 这些都是属于他们自己的创作，比单纯的模仿更有价值，可你却为了利益，把这些价值都抹掉了，改成了拙劣的伪造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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