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城的水已经被省调查组的到来搅得更浑，苏晴敏锐地意识到，想要撕开更大的口子，战场必须转移。省城，才是权力与信息真正交织的核心。那里是省教育厅、省教育考试院的大本营，也是各路消息和幕后角力的策源地。她决定孤身前往，如同一把尖刀，试图刺入那看似铜墙铁壁的省级堡垒。
省报记者的身份是她最好的通行证，但也仅此而已。在H省省会这座庞大的官僚机器面前，她个人的力量显得如此微不足道。
省教育厅那座气派的办公大楼，玻璃幕墙在阳光下反射着冷硬的光。苏晴提前通过正规渠道递交了采访申请，对象是厅办和负责招生考试工作的相关处室。接待她的一位副处长，年纪不大，却已然深谙官场语言的艺术。
会议室里，茶水冒着热气，副处长笑容可掬，语气无比客气，说出的内容却全是“正确的废话”。
“苏记者，你的来意我们很清楚。省里对江城的事件高度重视，已经派出了最强的联合调查组下沉一线。我们坚信调查组能够依法依规、客观公正地查明所有情况。目前调查正在紧张进行中，我们作为上级主管部门，不方便透露更多细节，以免干扰调查方向，请你理解。”
“那么，关于高考成绩管理的流程，是否存在可以被利用的漏洞？”苏晴换了个角度。
“我们省的高考组织工作一直是严谨、规范、透明的，有一套成熟完善的制度和技术保障体系。当然，任何制度都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完善。如果调查组最终确认存在个别技术或管理上的问题，我们一定会严肃整改，绝不姑息。”回答滴水不漏，既肯定了自身工作，又为未来可能的“个别问题”留下了免责空间。
“有传闻说，涉及本次事件的IP地址曾指向省厅内部网络？”
“谣言！”副处长脸色一板，旋即又恢复笑容，“这绝对是谣言！苏记者，你是省报的记者，更要秉持新闻操守，不要听信和传播这些未经证实的小道消息。一切要以调查组的最终结论为准。”
谈话持续了半小时，苏晴感觉自己像是在和一团棉花搏斗，对方态度好得让你无处发力，但你想知道的核心信息，被一层又一层官样文章包裹得严严实实，密不透风。最终，她只得到了一句“如有进展，我们会通过正式渠道向社会公布”的承诺，便被礼貌地送出了大门。
接下来的省教育考试院，遭遇如出一辙。负责接待的官员甚至更加谨慎，几乎全程复读“配合调查”、“相信组织”、“等待结论”这几句话，对于成绩录入、校验、传输、查询的具体技术环节和权限管理，讳莫如深，仿佛那是什么国家机密。
一天奔波，毫无收获。苏晴站在车水马龙的省城街头，傍晚的热风吹拂着她有些散乱的发丝，心里却感到一阵冰凉的挫败感。这里的阻力，不同于江城那种直白的威胁和粗暴的拦截，它是一种更高级的、系统性的“软拒绝”，让你明明知道哪里不对，却找不到发力点，一拳一拳都打在空气里。
但她苏晴从来不是轻易认输的人。正面强攻不行，那就迂回侧击。她掏出手机，开始翻找通讯录里那些长期经营下来的、隐藏在各个系统角落的“线人”。这些人大都是些不得志的小干部、对体制内某些现象不满的技术员、或者单纯和她关系不错愿意提供信息的朋友。
她约了其中两个人在不同的茶馆见面。
第一个见面的是省厅某个边缘处室的一位科长，和她有过几次合作，为人相对正派。
“苏大记者，你怎么撞上这个枪口了？”科长压低了声音，眼神里带着同情和一丝警惕，“听我一句劝，这事水太深了，能别碰就别碰了。”
“到底什么情况？省里到底什么态度？”苏晴追问。
“态度？哪有什么统一态度！”科长苦笑一下，“调查组那边自己都快打起来了！”
苏晴心中一动：“怎么回事？”
“我也是听去送材料的小王偷偷说的，”科长声音更低了，“调查组里明显分两派。一派以公安厅孙处为首，加上教育厅那位周主任，倾向于…嗯…‘稳妥处理’。他们认为核心电子证据缺失，调查难度极大，应该更多从‘学生心理问题’、‘基层管理漏洞’角度切入，尽快结案，平息舆论。另一派，人少势微，主要是省检察院提前介入的那个梁检察官，还有市公安局那个赵支队，坚持要深挖，认为数据丢失本身就很可疑，应该从资金流向和人员关系网入手…两边在内部会议上吵过好几次了，谁也不让谁。”
苏晴立刻抓住了关键：“省里领导呢？什么意见？”
科长意味深长地看了她一眼，用手指蘸了茶水，在桌面上写了一个“高”字，随即迅速抹掉。“那位的意思，还不明白吗？‘挽回声誉’、‘控制影响’是第一位。你说，哪一派的观点更符合这个精神？”
一切豁然开朗。省调查组并非铁板一块，内部的撕裂和角力，恰恰是外部力量博弈的缩影。高副省长的“关切”，无疑给孙振邦和周莉那一派提供了强大的底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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