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址的波折,吕夷简的软钉子,工部的硬钉子,如今这宅院里发现的漕运腰牌和问题账册……这一切串联起来,指向了一个令人不安的可能性:他这“发改委”尚未正式运转,便已经不经意间,触及了一张无形而庞大的利益网络。
这网络,可能关联着漕运,关联着仓场,关联着每年数以百万石计、维系着汴京乃至北方边境命脉的粮食与物资。这其中可能存在的贪腐、舞弊、损耗,将是何等惊人的数字?而维护这张网络的力量,又将是何等的盘根错节,坚韧顽固?
范仲淹回到府中,在书房孤灯下,再次拿出那枚铜腰牌和那几本旧账册,仔细端详。账册的年份是五年前,那时先帝尚在,吕夷简已位高权重,而漕运系统积弊已深,朝野皆知,却屡治不绝。
官家设立“发改委”,要“发展”,要“改革”,要触动现有的利益格局。而他范仲淹,作为这柄改革之刀的刀锋,在第一卷屡出奇招、用“不靠谱”的方式打开局面后,如今在第二卷的开始,便真切地感受到了来自旧有体系最坚硬内核的冰冷触感。
这已不仅仅是理念之争,更是实实在在的利益之争。
(悬念)
他将账册合上,目光落在那个模糊的“漕”字上。这腰牌的主人是谁?这些账册为何会藏在一座荒废的皇家别院里?是被人无意中遗落,还是故意藏匿?五年前的旧账,与今日之格局,又有何关联?
范仲淹感到自己仿佛站在一个巨大迷宫的人口,手中只握着几根微不足道的线头。而迷宫的深处,似乎有无数双眼睛,正在黑暗中静静地注视着他,等待着他下一步的动作。
他提起笔,想要将今夜发现之事密奏官家,但笔尖悬在纸面上空,却迟迟未能落下。
直接上奏,是否会打草惊蛇?官家将此宅赐予他,是希望他明修栈道,暗度陈仓,还是希望他大张旗鼓,引蛇出洞?
也就在他犹豫之时,书房外传来老管家的低声禀报:
“老爷,门外有一位自称是‘发运司’的书吏求见,说是……奉上命,来与老爷对接日后‘发改委’与漕运相关的文书传递事宜。”
范仲淹的手猛地一顿。
发运司?漕运!他们来得竟如此之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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