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十九年，上海，公共租界，夜。
百乐门舞厅的霓虹像被泼翻的颜料盘，红的、绿的、金的光带缠在黑夜里，活像无数条扭动的彩色蜈蚣，爬过穹顶，爬过窗棂，爬进舞池里人的眼睛。屋顶天台，风从黄浦江面上刮来，裹着远洋货轮的汽笛声、马路上汽油的刺鼻味、舞厅里金粉的甜香，还有洋酒的醇烈，一股脑往人肺里灌。我蹲在锈迹斑斑的水箱后面，嘴里叼着根没点着的哈德门，烟纸被风吹得卷边，眼睛却死死盯着楼下 —— 舞池中央，水晶吊灯的光像碎金一样洒下来，爵士乐像涨潮的海水，把攒动的人影卷成漩涡，而漩涡正中心，白俄伯爵臂弯里那只深棕色皮箱，就是我今晚的目标，也是 “燕子” 重出江湖的第一单。
三年了。从黄河岸边被人喊 “燕子龙王”，到如今在上海滩做 “屋顶教头”，我换了名字，换了住处，连说话的腔调都掺了几分上海话的软，但行当没变 —— 仍是偷。只是现在偷的，不再是乔家的银票模板，而是能救人性命的硬通货；风险也更大，上海滩藏龙卧虎，巡捕房的探照灯、帮派的暗枪、洋人的保镖，哪一样都能让 “燕子” 折翼。云瑛当年说，上海是钱的海洋，我们是浪尖上的燕子，飞得高，才能看见整个海面。可我心里清楚，她没说出口的是：飞得高，才不至于被底下的暗流卷进黄浦江，连骨头都剩不下。
皮箱的主人是个叫伊万诺夫的白俄伯爵，据说带了一卷前清的军事密档，要卖给日本领事馆的人。但云瑛要的不是那堆泛黄的纸，是箱子底层那叠 “联银本票”—— 五十万面值，比密档值钱十倍，也比密档更能救急。我的任务很简单：等伯爵踏上舞池最高点的水晶台，接受众人敬酒时，从天而降，用飞索勾住栏杆，连箱带票一起卷走。
我低头，指尖划过腰间的装备：黑色绸面紧身衣贴在身上，像第二层皮肤；燕子钩磨得发亮，钩尖能挑开三层锁；腕底的飞索卷得紧实，绳头裹着铜皮，不会打滑；还有右脚鞋跟里那枚微型烟幕弹 —— 是云瑛三年前亲手塞给我的，说 “危急时刻踩爆，三秒白雾，足够你飞十个屋顶”。我咧嘴笑了笑，把没点着的烟吐在天台上，从口袋里摸出猫脸面具戴上 —— 上海滩的人都叫我 “屋顶猫”，没人知道，这只 “猫”，就是当年在黄河岸被人跪拜的 “燕子龙王”。
舞厅里的音乐突然拔高，萨克斯的调子变得张扬。我抬眼，看见白俄伯爵搂着舞女，踏上了水晶台。水晶灯的光折射在他的貂皮大衣上，像镀了一层妖异的光，周围的人群立刻爆发出掌声，举杯向他致意。就是现在！
我手腕猛地一抖，飞嗦 “嗖” 地弹出，铜头精准勾住天台边缘的铁架，索链绷得笔直。我双脚蹬住水箱，身体像片黑影一样滑下去，掠过闪烁的霓虹，掠过尖叫的人群，眼看就要扑到水晶台 —— 可就在这时，脚踝突然被一股冷风扫过，像被什么东西擦了一下。我猛地停住，索链 “咯吱” 作响，低头往下看 ——
人群外围，站着个穿旧式军靴的女人。深灰色呢子长裤裹着笔直的腿，外披一件黑色狐毛斗篷，帽檐压得很低，却挡不住那双亮得像刀的眼睛。她正抬头望着我，嘴唇轻轻开合，声音穿过嘈杂的音乐，像根针一样扎进我耳朵里：
“教头，山西的天，又闷了。”
那一声，像有人拿铁锤照着我脑门 “咣” 地砸了一下。我手指一松，差点让飞索从手里滑出去。女人慢慢摘下军帽，露出一头利落的短发，脸颊比三年前更瘦，轮廓也更锋利，可那双眼睛，还是当年在黄河岸举着火把的模样 —— 是乔云瑛！
三年了。三年前她在天津码头跟我说 “去苏联学炮，等我回来”，之后就像人间蒸发，电报不回，消息不通。我以为她早死在异国他乡，可现在，她竟突然出现在我任务现场，还喊我当年在山西的绰号 “教头”！心脏瞬间被撕成八瓣：一半是久别重逢的惊喜，一半是被撞破身份的惊吓；一半想立刻荡下去抱住她，问她这三年去哪了，一半又想掉头就逃，怕她把我这三年好不容易攒下的 “屋顶猫” 身份彻底搅碎。
可水晶台上的伯爵已经反应过来，正伸手去护皮箱。任务当前，我咬牙，猛地荡动索链，先扑向目标 —— 五十万本票，比儿女情长更要紧！
“嘶啦” 一声，我落在水晶台上，燕子钩飞快挑开箱锁，指尖一夹，那叠带着油墨香的本票就揣进了怀里。与此同时，脚下轻轻一踩 —— 鞋跟里的烟幕弹 “咔” 地裂开，白色烟雾 “砰” 地炸开，像给舞池罩上了一层厚厚的牛奶。人群的尖叫声、玻璃破碎声、音乐的走调音混在一起，我趁乱飞身跃上二楼栏杆，翻过天窗，几个起落就回到了天台。
风更猛了，霓虹的光在烟雾里变得扭曲。我靠在水箱上喘气，像台漏了风的风箱，却先摸了摸胸口 —— 本票还在，边角被攥得发皱。这才回头往楼下看，雾海里，穿军靴的身影已经不见了，只剩那句 “山西的天又闷了” 在耳膜里回荡，像山谷里的回声，又像催我归队的号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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