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振邦心里一沉。他前世在公安档案里见过“鹰巢”的记载，只知道这是建国初期潜伏在华东地区的敌特组织，却没想到这次假粮票案会跟他们扯上关系。“那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做？”他问。
赵特派员从公文包里掏出一个牛皮纸信封，递给李振邦：“这是特别调查证，授权你查阅市粮食局、工商局、外贸局的所有相关档案，必要时可以调动各区公安力量。这个案子没结束，你要继续查，把背后的网给我扯出来。”
信封上盖着“中央特派员办公室”的红色印章，摸起来硬邦邦的——里面除了调查证，还有一张手写的联络方式，是赵特派员的私人电话。李振邦把信封收好，指尖能感觉到纸张的厚度，也明白这份授权背后的压力。
特派员走后，王科长拍了拍他的肩膀，语气里带着担忧：“振邦，这次的案子不简单，你可得小心。‘三反’运动刚到关键期，要是再出乱子，咱们局里不好交代。”
“我知道。”李振邦点头，“我先从粮食局的档案查起，之前总觉得粮票发放有问题，现在有了调查证，正好核实清楚。”
当天下午，李振邦骑着自行车去了市粮食局。粮食局在南京东路，是幢解放前的老建筑，门口的石狮子缺了只耳朵，墙面上还留着解放前的弹痕。档案室在地下室，阴暗潮湿，空气里混着霉味和纸张的气息，一排排木质档案架从门口一直延伸到里面，上面贴着手写的标签，标注着年份和部门。
“李同志，你要查近一年的粮票发放记录？”档案室的老张戴着老花镜，从抽屉里拿出一串钥匙，“这些都是机密档案，平时除了局长批条，没人能看。”他一边说，一边打开最里面的一个档案架，抽出十几本厚厚的册子，每本都有砖头那么厚，封面上写着“上海市粮票发放明细——1951.3-1952.3”。
李振邦接过册子，放在临时搬来的木桌上。册子的纸页已经发黄，边缘卷起，上面的字是用蓝黑墨水写的，工整得像印刷体——这是当时档案员的基本功，要求字迹清晰，不能涂改。他按区域分类，把十二个区的发放记录分开，然后拿出算盘，开始核对数据。
粮票发放有严格的规定：每人每月根据年龄、职业分不同额度，工人每月三十三斤，机关干部二十八斤，学生三十五斤，儿童二十斤。每个粮站每月的发放量，应该和辖区内登记的人口数量对应，误差不能超过百分之三。
李振邦先核对了徐汇区，一月到三月的发放量与人口数量基本吻合，误差在百分之一左右，属于正常范围。接着是静安区、黄浦区，也没发现异常。直到翻到杨浦区的记录，他停住了——平凉路粮站、江浦路粮站、控江路粮站这三个粮站，每月的发放量都比登记人口应发量多了几十斤，一月多三十斤，二月多四十二斤，三月多二十六斤。
“张师傅，这三个粮站的发放量怎么回事？”李振邦指着册子上的数据，“每月都多几十斤，累计下来快一百斤了。”
老张凑过来，眯着眼睛看了半天，又翻了翻后面的备注页：“哦，这个啊，备注里写了是‘统计误差’和‘运输损耗’。粮票从市局运到粮站，难免有磨损、丢失，有时候登记人口时多算了几个人，很正常。”
这个解释听起来合情合理。但李振邦心里却犯了嘀咕——他前世办过粮食系统的案子，知道“运输损耗”有严格的上限，每月最多不能超过总发放量的百分之一，而平凉路粮站每月多出来的量，已经超过了百分之二，这绝不是正常损耗。
“张师傅，能把这三个粮站的单独档案调给我看看吗？”他问。
老张犹豫了一下，还是去档案架上翻找：“单独档案在这边，里面有每日的发放记录、损耗登记，还有粮站工作人员的签字。”
李振邦接过单独档案，一页一页仔细看。平凉路粮站的档案里，有个细节引起了他的注意：每月二十五号，都会有一笔“特殊损耗”记录，少则十斤，多则十五斤，备注里写着“受潮霉变”，签字人是粮站站长吴文渊。而其他两个粮站的“额外损耗”，也都集中在每月下旬，签字人都是站长。
“这三个粮站的站长，都是谁？”李振邦问。
老张查了查员工档案：“平凉路的吴文渊，江浦路的陈明，控江路的刘建国。都是一九四九年以后留用的旧人员，之前在国民政府的粮食管理处工作过。”
旧人员背景、集中的“特殊损耗”、超出正常范围的发放量——这三个点串在一起，让李振邦心里的疑团越来越大。他把这三个粮站的编号、站长姓名、每月额外损耗量都记在笔记本上，又复印了相关的发放记录和签字页，才谢过老张，离开粮食局。
走出粮食局时，天已经擦黑。南京东路上的路灯亮了起来，昏黄的灯光照在路上，映着行人的影子。李振邦推着自行车，没直接回家，而是拐进了旁边的一条弄堂——这里有个早点摊，摊主是张大妈，她的儿子在平凉路粮站当会计，或许能问出点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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