钥匙插入锁孔，转动的声音在寂静中格外刺耳。门被推开一条缝时，一股淡淡的血腥味飘了出来。服务员猛地推开门 —— 眼前的景象让所有人倒吸一口凉气：
房间里像被台风席卷过，行李箱被撕开，衣物、文件散落一地，台灯倒在地毯上，灯罩裂成了蛛网。珊珊丽趴在靠门的床上，后背的睡衣被血浸透，姿势扭曲；卫生间的门半掩着，浴缸里积着暗红的水，阿布富美和山山楚一郎的头歪向一侧，脖颈处的伤口狰狞可怖。
奥泽多梅子只看了一眼，便发出一声凄厉的尖叫，直挺挺地倒了下去。
几分钟后，酒店总经理、保安部经理、日本团领队石井全都赶到现场。石井颤抖着拨通日本驻华大使馆的电话，声音抖得不成样子：“出事了…… 我们的客人…… 在房间里……”
消息像长了翅膀，半小时内传遍西安。中外记者扛着摄像机、拿着录音笔涌向酒店，警戒线外很快围满了人。“日本游客在华遇害” 的标题，当天就登上了全球各大报纸的头版 —— 这起发生在改革开放关键期的涉外命案，瞬间被推上风口浪尖。
三、迷雾中的侦查：一枚血指纹的倔强
案发当天下午，西安市公安局的警车呼啸着冲进酒店停车场。刑侦处副处长司勇生跳下车，眉头紧锁：“封锁现场，任何人不准进出！” 他身后跟着近百名民警，其中包括公安部赶来的刑侦专家，每个人的脸上都写着凝重。
“这案子破不了，西安的旅游形象就完了，国家的脸也没地方搁！” 司勇生在临时指挥部里拍了桌子，“不惜一切代价，必须尽快破案！”
刑事技术人员穿着白大褂，在 638 房间里一寸寸排查。法医蹲在浴缸边，小心翼翼地提取水样：“死者均系单刃锐器割喉致死，伤口深达气管，是致命伤。眼睑有划伤，像是刻意为之。”
“门窗完好，没有撬动痕迹。” 痕检员张大刚指着门锁，“凶手是和平进入的，可能是敲门后被请进来的。” 他戴着白手套，手指拂过床头柜上的玻璃杯 —— 杯口有唇印，但不是死者的。
现场最诡异的是：旅行包的拉链完好，却被人用刀划开一个 20 厘米长的口子；凶手作案后没有走门，而是从窗户翻了出去（窗台上有模糊的脚印）；整个房间找不到一枚指纹，显然凶手戴了手套。
“是抢劫杀人，但手法太专业了。” 司勇生看着现场照片，“不像临时起意，更像是有备而来。”
酒店大堂保安的证词带来了一丝曙光：“昨晚 9 点多，日本团办完入住后，有两个年轻人在大堂晃悠，一胖一瘦，眼神鬼鬼祟祟的，还盯着电梯口看了很久。”
根据描述，刑侦画家杨化民画出了模拟像：瘦高个约 1.75 米，穿蓝色夹克；矮胖个约 1.65 米，穿灰色 T 恤。画像被印成传单，贴满了西安的大街小巷，可半个月过去，毫无回音。
就在侦查陷入僵局时，38 岁的张大刚有了新发现。他蹲在卫生间里，目光扫过毛巾架上的一条血毛巾 —— 之前没人在意，毕竟房间里血迹太多了。“不对。” 他忽然站起来，“如果是死者留下的血，位置不该这么高；如果是凶手留下的……”
他的目光定格在卫生间内侧的门锁上。他掏出尺子量了量：“距离地面 107.5 厘米，距离门楣 4.7 厘米。” 那里有一道几乎看不见的红痕，像一根细红线。
“李社仓，拿显影剂来！” 张大刚喊道。
29 岁的李社仓应声上前，他是中国刑警学院的高材生，手法细腻如外科医生。他屏住呼吸，将特制药水轻轻喷在红痕上 —— 几秒后，一枚淡蓝色的指纹缓缓显现，纹路清晰，是右手食指！
“找到了！” 现场所有人都激动起来。这枚指纹被连夜冲印成 2 万多张照片，发往全国公安机关。李社仓盯着照片，眼里闪着光：“这是破案的钥匙，绝不能丢。”
接下来的日子，西安警方展开了 “地毯式排查”：
酒店所有员工（包括厨师、保洁、行李员）的指纹全部采集，一一比对，无果；
全市 80 万青壮年男性被动员到派出所按指纹，民警们抱着放大镜，对着指纹卡一张张看，看得眼睛红肿，仍无收获；
广州、昆明等 10 余个旅游城市的刑警被召集到西安，分析案情到深夜，烟灰缸堆成了小山，仍没头绪。
有人猜测是日本黑帮作案 —— 毕竟死者眼睑有划伤，像某种 “仪式”；有人怀疑是旅行团内部人员作案，但四位年轻人有不在场证明（案发时在酒吧唱歌）；还有人觉得是 “保险谋杀”，可查来查去，三位老人除了一套老房子，几乎没什么财产。
时间一天天过去，案件成了 “悬案”。奥泽多梅子回到日本后，因悲伤过度引发心脏病，于 6 月 17 日去世 —— 四姐弟最终以这样惨烈的方式 “团聚”。日本媒体报道时，用了 “中国之旅成绝响” 的标题，字里行间满是惋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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