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8月8日晚上八点，北京某小区1703室的门铃响了。
开门的是王敏勤，她54岁，系着围裙，手上还沾着洗洁精的泡沫。门外的男人是她的女婿陈文忠，西装笔挺，领带打得一丝不苟。在这个被中国人视为“发发发”的吉利日子，他选择了一个同样吉利的时间来访。
“妈，诗玲在吗？”陈文忠的声音平静得可怕。
“在里面。”王敏勤侧身让他进门，没有注意到女婿腰间那不自然的隆起。
客厅里，刘诗玲正坐在沙发上削苹果，电视里播放着黄金档的言情剧。她抬头看了一眼丈夫，眼神闪烁了一下，又低头继续手里的动作。苹果皮在刀刃下连绵不断，一圈一圈垂向地面，像某种不祥的预兆。
陈文忠在妻子对面的单人沙发上坐下。他的坐姿很端正，背挺得笔直，那是多年外企职场训练出的仪态。可若仔细看，会发现他搁在膝上的双手在微微颤抖。
“我想最后谈一次。”他说，“关于房子，关于孩子，关于我们。”
刘诗玲没吭声，只是把那圈完整的苹果皮轻轻放在茶几上。果皮在玻璃面上蜷缩起来，形成一个完美的圆。
2000年的北京秋天，梧桐叶落满了人行道。28岁的陈文忠第一次见到刘诗玲，是在国贸一家咖啡馆的相亲桌上。介绍人是陈文忠的部门主管，一个热心的北京大姐。
“小陈可是我们公司的潜力股，河北农村考出来的，人民大学毕业，现在年薪这个数。”主管比了个手势，笑容里带着推销优质商品般的自豪。
刘诗玲坐在母亲王敏勤身边，穿一件米白色针织衫，长发披肩。她抬眼看了看对面的男人，很快又垂下眼帘。26岁的她在一家事业单位做文员，生活轨迹简单得像一张方格纸——家、单位、偶尔和闺蜜逛街。在此之前，她的感情世界里只出现过一个人，王鲁。
“小陈老家是河北哪里啊？”王敏勤开口了，笑容温和，眼神却像探照灯。
“保定涿州，离北京不远，动车就半小时。”陈文忠回答得不卑不亢。他太熟悉这种审视了，自从考上大学来到北京，这种打量就伴随着他每一步的上升。农村出身是他需要反复自证的“原罪”，也是他必须加倍努力的理由。
那次见面总体是愉快的。王敏勤对陈文忠的农村背景没有表现出明显的嫌弃，这让陈文忠暗暗松了口气。事实上，王敏勤有自己的盘算。
这个精明的北京女人早就为女儿的婚姻定下了标准：对方必须是“潜力股”，必须有稳定且可观的收入，最好是外地人——这样将来才能听话，才能真正成为刘家的“上门女婿”。她和老伴都没有正式工作，养老全得指望女儿女婿。
陈文忠完美契合了所有这些条件。河北农村，意味着在北京无根无基；外企白领，意味着收入可观；一表人才，带出去不丢面子。至于他偶尔流露出的耿直和急躁，在王敏勤看来反而是优点——这样的人，好控制。
刘诗玲对陈文忠说不上多喜欢，但也挑不出毛病。母亲说好，那就是好吧。从小到大，她的人生选择都由父母做主，从读什么专业到做什么工作，甚至到和谁谈恋爱。
她心里还藏着一个人，王鲁。大专同学，恋爱三年，分手时她哭得撕心裂肺。分手是母亲坚持的，因为王鲁父母都是下岗工人，他自己在事业单位当个小办事员，月薪不到两千。“跟着他能有什么出息？”王敏勤的话斩钉截铁。
刘诗玲抗争过，绝食、哭泣、整夜不睡，最终还是在母亲那句“你要气死我吗”面前败下阵来。分手那天，王鲁红着眼睛对她说：“你去找你的小白领吧，我倒要看看将来是谁混得好。”
她以为这只是气话。
半年后，她听说王鲁辞职了，和人合伙开了家公司。又过了半年，王鲁彻底从她的生活中消失了，像一滴水蒸腾在北京干燥的空气里。
2000年国庆节，认识不到半年的陈文忠和刘诗玲结婚了。婚礼办得简单，在陈文忠老家办了几桌，在北京又请了同事朋友。王敏勤对此的解释是“省钱”，陈文忠心里有些不是滋味，但看着新娘羞涩的笑脸，那点不快也就散了。
新婚之夜，陈文忠握着妻子的手，认真地说：“诗玲，我会对你好的。我们会有一个自己的家。”
刘诗玲轻轻“嗯”了一声，心里却莫名想起了另一个男人的脸。月光透过窗帘缝隙，在她脸上投下模糊的阴影。
婚后第二天，王敏勤提出了第一个建议：“小陈啊，你那出租屋一个月两千多，太浪费了。退了吧，搬来和我们住，三室一厅，够住。”
陈文忠算了算，从岳母家海淀区到朝阳区CBD，通勤来回要三个多小时。但他没说什么，只是点点头：“听妈的。”
“听妈的”这三个字，将在未来六年里成为这个家庭的魔咒。
搬家那天，陈文忠拎着简单的行李走进岳母家。客厅墙上挂着一家三口的合影，照片里的刘诗玲还是个中学生，扎着马尾，笑出一口白牙。他的目光在那张照片上停留了片刻，突然意识到，在这个家里，他是一个外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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