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季酒店会议厅的灯光亮得刺眼。我站在后台，透过门缝看着已经座无虚席的会场。记者们交头接耳，长枪短炮的摄像机对准空荡荡的讲台，像一群等待猎物的猛兽。
还有五分钟。小雨递给我一瓶水，手指冰凉，你真的想好了？
我点点头，喉咙发紧。重生前，我选择了逃避、否认、狡辩，结果舆论风暴愈演愈烈。这一次，我要走一条完全相反的路。
记住，我整理着白色西装的领口，无论发生什么，让发布会进行到底。
小雨欲言又止，最终只是紧紧握了一下我的手。她的手心全是汗。
前台经理敲门进来：潇潇小姐，可以开始了。
我深吸一口气，走向那扇通往风暴中心的门。在推开门的一瞬间，我仿佛又回到了坠落的那一瞬，耳边是呼啸的风声，地面急速逼近——
闪光灯如暴雨般袭来，将我拉回现实。
会场瞬间安静下来。我走向讲台，能感觉到几百双眼睛如刀般刺在我身上。讲台上除了一瓶水，还放着一个牛皮纸袋，里面装着我的高考成绩单、委培协议复印件，以及母亲当年的入学文件——这些在前世被网友一点点挖出的，如今我要亲手公之于众。
各位媒体朋友，下午好。我的声音在麦克风中有些失真，感谢你们在百忙中参加这次发布会。
我直接拿起牛皮纸袋，解开缠绕的红线。
过去一周，关于我高考委培生身份的讨论沸沸扬扬。今天，我不再通过工作室发声明，而是亲自面对大家，坦白一切。
会场响起一阵骚动，记者们纷纷调整录音设备，摄像机的红点闪烁得更急了。
是的，我是委培生。我抽出文件，举起来让所有人看清，2008年，我高考成绩比魔都电影学院表演系的录取线低了62分。但因为家族在藏族文化保护方面的一些贡献，以及当时学校的特殊政策，我获得了委培资格。
我停顿了一下，扫视会场。大多数记者露出惊讶的表情——他们本以为我会否认。
我的母亲，1985年同样以委培生身份进入魔都电影学院。我的外公，曾担任过青海省文化局副局长。我继续道，声音越来越稳，这就是为什么网友称我为藏族格格，某种程度上，这个嘲讽并非全无道理。
会场后排一个戴眼镜的男记者突然举手高喊：这是变相承认你们家族利用特权侵占教育资源吗？
我直视他的眼睛：在那个年代，委培制度确实存在漏洞。我承认，我的入学不符合纯粹的分数公平原则。但我想指出，当年我通过专业考试的成绩是全省前三，文化课是我的短板。
我从纸袋中抽出另一份文件：这是我大学四年的成绩单，全部课程平均分88.7，连续三年获得学院奖学金。毕业后从跑龙套开始，用了五年时间才得到第一个重要角色。
一个女记者尖锐地提问：你不觉得这种先上车后补票的行为对寒窗苦读的普通考生极不公平吗？
觉得。我斩钉截铁的回答让会场再次安静，所以今天我站在这里，不是要为自己辩解，而是承认这个错误。我准备退还大学四年的全部奖学金，并在西藏和青海各捐建一所希望小学，这是我拟定的捐款协议。
我展示出最后一份文件，上面已经签好了我的名字。这个决定是我重生后彻夜未眠想出的——既然特权给了我起点，那么我应该用这份特权去帮助那些真正需要的人。
会场陷入了短暂的沉默，接着提问如潮水般涌来：
你现在的成就是否证明艺术院校的招生制度应该改革？
其他委培生身份的艺人会跟进坦白吗？
有消息称你外公在特殊时期迫害过知识分子，对此你有什么回应？
最后一个问题像一把刀刺进我的胸口。前世，正是关于外公的谣言最终压垮了我。那些真假难辨的指控，那些特殊时期的复杂历史，根本不是一场发布会能说清的。
我握紧讲台边缘，指节发白：关于我外公的历史问题，我了解的并不比公开资料多。他是1992年去世的，那时我才三岁。如果任何人能提供确凿证据证明他犯下过罪行，我愿意代表家族公开道歉并承担责任。
说完这番话，我感到一阵眩晕。会场的灯光似乎变得更刺眼了，那些记者的面孔开始模糊变形。恍惚间，我看到最后一排站着一个穿藏青色旗袍的女人，脸色惨白，直勾勾地盯着我，嘴角挂着诡异的微笑。
我眨了眨眼，那个女人又消失了。
发布会的最后，我强打精神说道，我宣布暂停所有演艺活动三个月，反思自己的过错。再次感谢大家的到来。
我鞠躬准备离开，闪光灯再次疯狂闪烁。就在我转身的瞬间，一张纸条从不知谁的手中塞进我的掌心。
回到后台休息室，我瘫坐在沙发上，浑身被冷汗浸透。小雨给我端来热茶，担忧地问：你看到什么了？脸色这么难看。
没什么，可能是太紧张了。我勉强笑了笑，悄悄展开那张纸条，上面用红色墨水写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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