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天，来得似乎比往年更晚一些，但终究还是到了。
黄河的冰凌悄然消融，嫩绿的新芽顽强地钻出饱经战火摧残的土地，仿佛在向世人昭示着生命的韧性与希望。
历经近一年的内乱，大魏帝国终于迎来了久违的平静。
从雍凉大地到邺城故都，曾经响彻云霄的喊杀声已然沉寂，只余下尚未完全平复的战争创伤，默默诉说着那段血与火的岁月。
然而，若有人以为这场波及近半个帝国的动荡会动摇曹魏的根基，那便大错特错了。
仔细审视这场内乱，其规模与影响实则被控制在了一个惊人的限度之内。
司马氏虽把持朝政多年，树大根深，但其直接掌控的私兵部曲终究有限。
这个以阴谋与权术起家的家族，深知“木秀于林，风必摧之”的道理，在扩张自身武力的同时，始终小心翼翼地维持着与其他世家大族的平衡。
高平陵之变后，司马懿对曹爽党羽的清算虽残酷，却并未大肆株连；其后司马师、司马昭执政，虽不断安插亲信，却也不敢过分侵夺其他世家的利益与兵权。
正因如此，当司马昭被诛，皇帝曹髦重掌大权，并明确将司马氏定性为“逆贼”后，那些原本依附或观望的地方将领与州郡长官，绝大多数都选择了效忠朝廷。
毕竟，在这个门阀观念根深蒂固的时代，公然背弃君臣大义、跟随一个已被定性的叛逆家族，所需要承担的风险与代价，远非大多数人所能承受。
除了司马望等少数核心死党率领的雍凉嫡系，以及司马孚在邺城集结的家族私兵外，真正死心塌地跟随司马氏造反的军队，其实只占魏国总兵力的一小部分。
而这两支核心叛军，先后在潼关与邺城两场决定性战役中，被成济以出色的战术指挥予以重创，最终覆灭。
其余地区的零星抵抗，在皇帝权威与朝廷大军的压力下，也迅速土崩瓦解。
是故，这场看似波及范围极广的内乱，对魏国这个庞然大物而言，所造成的实际损伤，更多体现在中枢权力的震荡与少数几个战区的民生凋敝上。
国家的行政体系、赋税基础、绝大部分的军队与地方统治，依旧完好地保存了下来。
当战事的硝烟散去，这个庞大的帝国机器，展现出了其惊人的韧性与自我修复能力。
随着冰雪消融，一道盖着皇帝玉玺的诏书从洛阳发出，传檄各州郡。
诏书中，曹髦以沉稳而坚定的笔触，首先肯定了在平定叛乱中忠勇奋战的将士，追悼了为国捐躯的英灵，宣布了对阵亡者家属及伤残将士的优厚抚恤政策。
接着，他以“与民休息”为主旨，宣布减免受战乱影响最严重的雍、凉、冀等州郡一年的赋税，并拨出专款用于帮助百姓重建家园，恢复生产。
诏书的最后，皇帝明确表示，叛乱已平，律法将取代刀兵，任何趁乱劫掠、危害地方的行为，都将受到严惩。
同时，他也向天下士人发出号召，不论过往是否与司马氏有所牵连，只要愿为大魏效力，朝廷将量才录用，既往不咎。
这道恩威并施的诏书，如同一剂良药，迅速稳定了战后略显浮动的人心。
各地的秩序开始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恢复，流散的百姓逐渐回归故土，荒芜的田地里再次出现了耕作的农人。
帝国的根基，并未动摇，反而在经历了一番洗礼后，显得更加稳固。
而在洛阳皇宫的深处，一场关乎帝国未来命运的决策，早已在皇帝曹髦与镇西将军成济之间达成。
随后，帝国的战略方向便已确定：先南后北，先易后难。
具体的方针，便是成济所提出的，“先惩罚东吴，夺回战略要地；继而西进，全力灭蜀；最终乘胜南下，一举荡平江东，完成天下一统。”
这一战略的制定，基于对当前天下大势的冷静剖析。
蜀汉虽偏安一隅，国小民疲，但据有山川之险，且姜维屡次北伐，军中尚存一股锐气，加之诸葛亮遗泽犹在，并非可以轻易速胜之地。
反观东吴，自孙权晚年以来，内部党争不断，君主更迭频繁，虽有长江天堑，但军心士气已非昔日可比。
更重要的是，合肥、襄阳这两处战略枢纽，如同抵在东吴咽喉的两把利刃，若能夺回，不仅能一雪前耻，更能为将来灭吴奠定坚实的基础，同时也能在灭蜀之战中，彻底杜绝东吴趁虚而入的可能。
方针既定，整个大魏的国家机器，开始伴随着春天的脚步，以前所未有的效率运转起来。
一道道政令被迅速拟定、发出，官员埋首于堆积如山的簿册之中，精确核算着各地的仓廪存粮与赋税收入，为即将到来的大战筹备、调度物资。
工匠日夜炉火不熄，加紧锻造着锋利的刀剑、坚固的甲胄，以及攻城所需的各类器械。
驿马往来奔驰，将征调、训练部队的命令传达到各地军营。
曹髦也展现出了一位中兴之主应有的魄力与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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