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的风本该带着暖意，但吹进魏玛那座被临时征用为国民议会会场的剧院时，却只卷起了文件尘埃和一股焦躁不安的气息。
柏林持续数月的血腥镇压非但没有扑灭革命的火焰，反而引燃了更广泛、更猛烈的反抗怒火。
以弗里德里希·艾伯特为首的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在自由军团于柏林街头遭遇的一系列挫败和工人区此起彼伏的暴动冲击下，其统治权威已摇摇欲坠，不得不于五月初狼狈地将其主要机构迁出了动荡的首都，来到了这座以古典文化着称的小城。
历史的轨迹在这里发生了一次充满讽刺意味的偏转。
正是在这里，新选举产生的国民大会齐聚，试图在一片混乱中为德国拼凑出一个新的政治框架——后世所称的“魏玛共和国”在此刻艰难地拉开了序幕。
然而，这开幕的序曲并非宏大的交响乐，而是充斥着争吵、推诿和绝望的杂音。
剧院内部，昔日观赏戏剧的包厢和池座里，此刻坐满了神色各异的议员和各方势力代表。
主席台上，临时总统弗里德里希·艾伯特面色憔悴，眼袋深重，往日的沉稳被一种深切的疲惫所取代。
坐在他身旁的总理菲利普·谢德曼，同样眉头紧锁，不断用指节敲击着桌面，显得心烦意乱。
社会民主党的多数派试图维持秩序与“理性”的表象，但内部也充满了分歧；中央党的代表们，如马蒂亚斯·埃茨贝格尔，这位被迫签订停战协定的政治家，此刻眼神躲闪，深知自己已成为民族主义分子眼中的“罪人”；而代表保守势力、大工业资本和容克地主利益的民主党及人民党成员，如古斯塔夫·施特雷泽曼等人，则大多面色阴沉，不时对台上的发言报以冷哼，他们骨子里对共和国本身充满怀疑。
会议的气氛可谓焦头烂额。摆在台上的议题沉重得让人窒息。
“先生们！我们必须面对现实！”
一位来自鲁尔区的社会民主党议员挥舞着手中的电报，声音嘶哑，“在我们控制的城镇，工人们拒绝复工，他们占领工厂，成立什么‘苏维埃’！自由军团在柏林非但不能平定局势，反而像陷入了泥潭，每日都在损失人员和装备！”
“我们的警察系统在工人区几乎瘫痪！这已经不是罢工，这是全面的暴动！”
他的控诉引来了更多嘈杂的附和。
来自各地的情况大同小异——铁路被破坏，通讯时断时续，税收难以征收，政府的命令出了办公室就如同废纸。
国防部长、社会民主党人古斯塔夫·诺斯克，这位曾宣称“总得有人当血狗”的强硬派，此刻也沉默不语，他倚重的自由军团的表现远未达到预期。
“不仅仅是控制区内的暴动！”
一位穿着旧军装、被邀请列席的自由军团高级军官猛地站起来，他的声音带着压抑的怒火和一丝不易察觉的后怕，“在我们未能有效控制的区域，特别是柏林周边和许多工业城市，赤卫队和那些该死的游击队像幽灵一样！”
“他们伏击我们的巡逻队，炸毁桥梁和铁路，刺杀我们的官员和合作的工厂主！他们甚至……他们甚至公开审判并处决了我们的人！我们连维持一条安全的补给线都困难重重！”
他描述的场景让在场的许多文官议员感到一阵寒意。
那不再是传统的战争，而是一种无处不在、难以捉摸的“人民战争”，让强大的正规武装力量有力无处使。
艾伯特总统听着这些汇报，手指无意识地揉着太阳穴，他寄予厚望的“秩序恢复”计划正面临彻底破产的危险。
而压在所有人心头最沉重的一块巨石，是来自巴黎的消息。
“凡尔赛……”
总理谢德曼声音干涩地念出这个词，会场瞬间安静下来，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他和艾伯特身上，“协约国已经下达了最后通牒。条款……诸位都已经看过。巨额赔款，领土割让，军队限制……这是前所未有的屈辱！”
谢德曼几乎能预见，一旦自己在这个条约上签字，将会面临怎样的滔天骂名。
死一般的寂静笼罩了会场。
那份条约细则，像一条毒蛇缠绕在每个人的心头。
签字，意味着将背负千古骂名，意味着德国将被捆住手脚，任由协约国宰割，国内本就汹涌的民愤，尤其是被煽动起来的极端民族主义情绪必将彻底爆发，首当其冲的就是他们这个脆弱的政府。
不签字？
协约国的军队就在边境虎视眈眈，一旦重启战端，以德国目前内忧外患、近乎崩溃的状态，结局只会更惨。
“我们不能签！”
一个保守派议员拍案而起，脸色涨红，“这是对德意志民族的阉割！签字者将是民族的罪人！”
“不签？难道要让法国人的坦克再次开进鲁尔区吗？”
另一位议员反唇相讥，“我们拿什么去抵抗？靠那些正在柏林街头被打得晕头转向的自由军团？还是靠那些正在工厂里造反的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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