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武将附和：“正是！分明是奸人作乱，或六国遗孽散布谣言，意图扰乱京师。当以锐士巡街，遇有装神弄鬼者，格杀勿论！何须祭祀？祭祀若有用，要律法、甲兵何用？”
嬴政高踞其上，目光冷静。他听完天幕叙述，又闻臣下议论，缓缓开口道：“此宋廷之失，在于未能第一时间以雷霆手段遏止流言。妖由人兴，乱由心生。都城百万之众，信息混杂，若有数人刻意散播怪异之言，又恰逢天象异常（如有大型飞鸟夜栖）或偶发刑案，便易酿成风潮。为政者，当使民信道（法律、政令），而非信怪力乱神。秦之治，务使民畏法甚于畏鬼。然……”
他略作停顿，似在思考：“宋真宗亲祭祈福，虽为无奈之举，亦是一种‘安民’之示。非常之时，非常之策。然此策不可为首要，更不可替代律法刑赏。传朕旨意，将此事载入案例，警示后世：凡遇此类都市异闻，地方官须立即上报，并同时采取强力措施辟谣、缉凶、维稳。拖延不报或处置不力，以致民心浮动、影响治安者，严惩不贷。至于祭祀之事……可偶一为之，以顺民俗，但绝非治本之策。”
**汉，长安城，未央宫前。**
汉武帝刘彻时期，天人感应、谶纬之说方兴未艾。天幕内容立刻引发了关于天象示警、君主德政与民间巫蛊的联想。
刘彻神情严肃，看向董仲舒：“仲舒，天幕所言‘帽妖’之异，肆虐都城，此岂非上天示警？或为政有失德，或为奸邪萌生？宋真宗祭祀禳灾，是否合于《春秋》大义？”
董仲舒肃容答道：“陛下，《春秋》所记灾异，皆与人事相应。‘帽妖’之兴，虽形貌荒诞，然其能令都城恐慌，必有其由。或为阴阳失调，邪气乘间；或为小人构煽，利用民心之疑。宋帝祭祀，乃是修省己身，祈求上天垂怜，安定民心，合乎‘王者禳灾’之礼。然臣以为，仅靠祭祀恐难根除。当如宋帝另一举措，明法令，禁谣言，加强巡守，此乃‘修政以应天’之实。若查明系人为，则严惩不贷，以正法度。”
卫青从实务角度提出：“陛下，此类流言最易在人口稠密、信息不畅之处滋生。长安城亦需防范。可令执金吾加强夜巡，尤其关注市井流言动向。一旦发现异常谣传，立即由官府出面澄清，抓捕造谣者，并晓谕百姓，以安定人心。祭祀之事，可由太常负责，但治安维稳方是根本。”
汲黯则直言：“陛下！臣闻‘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帽妖’之事，显系无稽之谈。宋廷不全力追查奸人，肃清谣言，反大兴祭祀，实乃本末倒置，徒耗民财，滋长迷信！若在汉家，当责令京兆尹、左冯翊、右扶风，严查户籍，纠察奸宄，凡传播怪力乱神、动摇人心者，依‘妖言’罪论处。天子当修明政事，躬行节俭，任用贤良，则怪异自消，何须祷祀？”
刘彻沉吟片刻，综合各臣意见：“此事确需多方着手。祭祀以示敬畏，安抚民心，不可全废，但非首要。首要在于强化京师管控，及时辟谣缉凶。传谕京兆尹及司隶校尉，加强城内耳目，留意非常之语。另，令太史令观察天象，如有异常，及时奏报。总要以安定为要，勿使长安有类沭京之扰。”
**唐，长安城，街市与宫廷。**
唐代社会开放，文化多元，对怪异之事既有好奇，也有相对理性的审视。百姓多视之为奇谈。
“帽妖？像席帽还会飞会咬人？这倒稀奇！”西市酒肆中，一个胡商模样的汉子咧嘴笑道，“某走南闯北，见过沙漠幻影，听过海市蜃楼，这‘帽妖’却是头回听说。怕是有人喝醉了，把夜猫子（猫头鹰）或者大风刮起的破斗笠看岔了吧？”
旁边一个本地老者摇头：“话不能这么说。无风不起浪。京师重地，突然全城都说见了妖物，岂能全是虚妄？或许是真有我们不知的异物，也或许是……”他压低声音，“有人想借此生事，搅乱局面。当年则天皇后时，不也有过类似的传言？”
茶楼里，文士们的讨论更深入。“此乃典型之‘讹言’（谣言）惑众。人口百万，信息辗转，添油加醋，寻常飞鸟或光影，足以讹传为噬人妖物。宋廷应对，先禁谣，后强化治安，再以祭祀安民，步骤倒是周全。只是不知那‘帽妖’原型究竟为何。或许真是大型鵟枭（猫头鹰一类）夜间捕食，被误认？”
“亦可能是群体癔症。一人称见，数人附会，愈传愈真，终致举城惶然。需有威望者或官府及时出面，以实证或权威解释破除迷障。宋真宗亲祭，便是以最高权威尝试‘破除’妖异之名分，虽未必科学，于当时情境，或有一定镇定之效。”
皇宫中，李世民与房玄龄、杜如晦等议及此事。李世民道：“京师之地，竟为流言所困，可见舆情管控与信息疏导之重要。我长安亦当引以为戒。五城兵马司需加强对夜间异常情况的巡查与速报。若有流言，京兆府当及时出榜安民，说明实情。至于祭祀……可令太常寺依制小规模行之，以示朝廷关注，但重心务必放在查明真相、稳定秩序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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