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原本应有百人驻守的阵地，此刻能勉强站立的不过二三十人，且多半带伤。
炮弹不仅摧毁了工事，也摧毁了建制，更摧毁了以数量维持的心理安全感。
选择投降，既是理性权衡后的唯一生路，也是对这漫无止境的钢铁屠戮的生理性逃避。
当活着的同伴已寥寥无几，当“战至最后一兵”的口号失去了数字基础。
投降便不再是耻辱，而是活下去的最后凭证。
沿江防线摇摇欲坠、处处冒起白旗的消息，被通信兵连滚带爬地传回了隐蔽在后方丘陵反斜面的日军指挥部。
那里，气氛已如灌满煤气的密闭房间，只消一粒火星，便是灭顶之灾。
数度，指挥部咬紧牙关，向预备队发出了前出支援的死命令。
然而，这道命令的执行效果，只能用“残忍”来形容。
第一批增援部队刚离开集结地域，便因规模稍大，被空中徘徊的侦察机捕捉到动向，旋即引来江面舰队的远程炮火覆盖。
炮弹如冰雹般砸向行军队列，将尚未展开的部队炸得血肉横飞。
第二批改以小股分散渗透，却在接近前线的开阔地带，遭到战斗轰炸机群的俯冲屠戮。
航空机枪的弹道如烧红的鞭子，将匍匐在地的士兵连同他们最后的侥幸一并抽碎。
第三批、第四批……
无论以何种方式、走哪条路线，能够活着摸进前沿阵地的援兵，十不存一！
且多为残兵，无法对摇摇欲坠的战局产生任何实质影响。
这个残酷到令人窒息的事实，如同在指挥部内引爆了一枚重型炮弹。
冲击波以会议桌为中心，将原本勉强维持的团结与服从，炸得四分五裂。
高级军官们隐忍已久的情绪，终于如岩浆般喷涌而出，酿成了一场不可调和的分歧风暴。
以第十五师团师团长隈井千乃、第二十师团师团长板西利八郎为首的“勇武”派，是主张死战到底的中坚力量。
隈井用力拍打着铺满地图的桌案，声音因激动而嘶哑，反复强调着帝国军人的尊严与陛下的信任。
在他看来，既然战局崩坏至此，哪怕是组织决死的万岁冲锋，哪怕是整建制玉碎，也要打出日本陆军的气节！
板西利八郎沉默少言，却用军刀刀鞘重重杵击地面的方式，表达了同样的立场。
这两人的身后，是数名同样出身陆军士官学校、浸淫传统战术思想半生的参谋军官。
他们的眼神里，燃烧着一种近乎宗教般的殉道狂热！
而对峙的另一端，是以第二十五师团、第二十六师团两位新进师团长为首的稳健派。
这两位师团长履新未久，恰恰经历过国防军在半岛北部清剿作战时的战术演示，对这场战争的本质有着更为清醒的认知。
他们的语气没有隈井那般激昂，却透着一种冰冷务实的绝望：
继续派遣援兵，除了将更多士兵填入那台已知无法撼动的绞肉机，制造更多毫无意义的死亡数字外。
对整个战局还能有什么实际贡献？
徒增伤亡，于防线无损，于敌军无伤，这已不是勇敢，而是对士兵生命的不负责任！
与其如此，不如立刻壮士断腕，主动放弃这道已无固守价值的沿江防线。
将残存的有生力量后撤至汉城外围，依托错综复杂的地形、城镇建筑群和预设的纵深防御工事。
进行逐街逐屋的，真正能消耗敌军的层层抵抗。
两种立场，水火不容。
会议桌上摊开的作战地图，在剧烈争吵中被碰歪了边角。
参谋们面面相觑，无人敢轻易发声站队。
……
地面上，国防军的炮火仍在以精准而冷漠的节奏，一寸一寸地削去日军的阵地面庞。
而在指挥部内，日本人自己，已率先裂开了一道无法弥合的伤口。
激进派的反驳如利刃出鞘，毫不留情。
他们直指稳健派提议的核心破绽，在拥有绝对制空权，战斗轰炸机群如鹰隼般终日盘旋，装甲洪流已突破沿江防线的国防军面前。
所谓的“撤退”，不过是自欺欺人的修辞！
部队一旦脱离坚固工事，暴露在开阔的后撤路线上，那后背便成了敌人炮口与机翼下最完美的靶子。
与其在仓皇逃窜中被逐一点名射杀，死得毫无价值。
不如调转方向，直面敌军，发起决死的玉碎冲锋！
那至少是帝国军人该有的姿态，那至少能在最后一刻，以滚烫的血肉之躯，为天皇陛下献上武士的尽忠！
隈井千乃的目光灼人，仿佛已看见自己手握军刀倒在冲锋路上的画面。
稳健派不甘示弱，反唇相讥的力度同样尖锐。
他们承认，在敌军立体火力网的封锁下，能够成功撤出阵地的部队确实所剩无几。
但那又如何？
哪怕只有十分之一的兵力，活着进入汉城外围的预设阵地。
哪怕只能多拖延国防军一天、半天、甚至仅仅数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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