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铜兽炉中的香灰骤然塌陷，昭奚恤拂开垂落的玉藻，在郢都章华台最后一缕晨光中起身。在袍服装饰玉珠碰撞声里，令尹的指尖划过腰间错宝剑——那剑鞘上还沾着昨天廷辩时景氏大夫溅上的漆浆。
宫道两侧的虎贲卫突然同时转身，甲片刮擦声惊起檐角铜铃。年轻的弱冠小生反捧着符节疾趋而来，革履上沾着丹阳特有的赭石粉——这让昭奚恤想起三日前那场持续七个时辰的朝议：上大夫景田当场折断玉圭，而楚王熊良夫案前的铜镇竟被砸出缺角。
使团车驾经过西城门时，守将斗廉突然以戈击盾。青铜与犀皮的闷响中，昭奚恤看见城墙雉堞后闪过半张熟悉的脸——是那个在新都之战失去右臂的老兵，此刻正用牙咬着麻布包裹。
三十乘包铜轺车碾过云梦泽畔的蜃灰官道，车辕悬挂的青铜铎每五里变换一次节奏。当邓县夯土城墙的阴影笼罩使团时，昭奚恤注意到景伯玉在韩候身边陪着笑脸。
初夏的汉水流域，空气中弥漫着潮湿的闷热。韩侯亲率的第四军主力，如同一条玄色的巨龙，终于蜿蜒抵达邓县（今湖北襄阳北）城下，与早已在此扫荡外围、构筑营垒的第三军成功会师。旌旗蔽日，矛戟如林，沉重的攻城器械在泥泞的道路上留下深深的辙痕。两股强大的韩军洪流合围，将这座扼守汉水北岸咽喉的重镇，紧紧箍在铁桶般的包围圈中。邓县城头，楚军的旗帜在湿热的风中无力地飘荡，景氏族军望着城外无边无际的韩军营垒，脸上写满了绝望。
与此同时，东线传来捷报。悍将暴骁统领的第二军，以雷霆之势攻拔上唐（今湖北随州唐县镇）。这座拱卫随枣走廊的门户，在暴骁部狂飙突进般的攻势下，仅仅支撑了数日便告陷落。韩军的兵锋，已如冰冷的匕首，抵近了楚国更深的腹地。
然而，当暴骁意欲乘胜追击，沿溠水河谷直捣随县（今湖北随州），彻底歼灭楚将熊仲圭的败军主力时，大自然和楚军的韧性，给了这位勇猛无匹的将军当头一棒。
初夏时节，荆楚大地进入雨季。连绵的暴雨仿佛天河倒灌，使得溠水及其支流水位暴涨。浑浊的河水裹挟着断木泥沙，咆哮着冲出河床，将原本的渡口、浅滩悉数淹没。两岸平原化为一片泽国，泥泞深及马腹，沉重的辎重车辆寸步难行。更致命的是，来自北方的韩军士卒，难以适应这骤然加剧的湿热瘴疠之气。军中开始流行热症、湿疮、痢疾，士卒们在高烧中辗转呻吟，非战斗减员与日俱增。暴骁巡视军营，所见皆是疲惫不堪、被湿热折磨得面色萎黄的士兵，以及因疫病而空置的营帐，一股焦躁在他胸中郁积。
而熊仲圭，这位硕果仅存忠于楚王室的宿将，敏锐地抓住了这喘息之机。他并未在随县坐以待毙，反而利用暴涨的溠水作为天然屏障，依托楚国强大的内河水军（战船在暴涨的河流中机动性大增），将残余的主力连同大量粮秣辎重，有序地通过水路和熟悉的小道，向更南方的随县纵深乃至桐柏山、义阳三关等险要地带转移。撤退组织得颇有章法，沿途甚至布设疑兵，焚烧无法带走的物资，留下焦土一片，却最大限度地保存了有生力量。当暴骁的先头斥候艰难地跋涉过泛滥区，抵达预定战场时，只看到一片焦土的随县外围阵地和滔滔浊浪。
熊仲圭能如此“从容”撤退，背后是楚国朝堂激烈倾轧投射到前线的恶果。
自南阳大败，昭屈两族子弟大批被俘后，郢都朝堂便陷入主战与主和（实为赎俘）的激烈纷争。以昭氏、屈氏为首的势力，核心诉求是尽快与韩国媾和，赎回被俘的家族精英。他们虽未公开命令前线将领避战，但其不断向楚王施压、鼓吹和谈的动向，以及家族私下传递给前线昭、屈系将领的“保存实力，以待和谈后家族复兴”的密信，如同无形的枷锁，束缚住了前线楚军的手脚。
许多昭、屈派系的将领，在阻击韩军时明显缺乏决死一战的意志。尤其在面对暴骁第二军这样以凶狠闻名的敌人时，往往稍作抵抗，便以“保存实力”、“依托地利”、“待机破敌”为由，放弃险要，步步后撤。他们更关心的是如何在即将到来的和谈中，让自己麾下的家族私兵成为谈判的筹码，而非为国家拼尽最后一滴血。这种根植于世族私利高于国事的避战自保心态，像瘟疫一样在楚军中蔓延，使得熊仲圭即使有心组织有效反击，也常常因部属的消极配合而功败垂成。楚国看似庞大的兵力，在低效的指挥体系和各自为政的世族私心面前，变成了一盘散沙。
战争的车轮无情碾过，承受最深重苦难的，永远是这片土地上的黎民百姓。
溠水、汉水沿岸，原本是富庶的鱼米之乡。如今，在韩楚两军反复拉锯、尤其是暴骁部执行的破坏性战术下，早已满目疮痍。韩军为了扫清射界、获取燃料、断绝楚军就地补给，所过之处，村庄被焚毁，来不及收割的麦田被付之一炬，桑林果树被砍伐殆尽。而楚军溃退时，也常有败兵化身匪寇，抢掠仅存的粮食牲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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