殿内的空气仿佛凝固了。商鞅前三策带来的冲击尚未完全消化，那冰冷的、带着铁腥味的话语再次响起，不容喘息地抛出后续更为深刻的变革。
“其四，”商鞅的声音依旧平稳，却带着一种改造社会根基的冷酷决心，“革除国内残留之源自部落时代的原始风俗，严令禁止父子、兄弟及成年子女同室居住！强力推行小家庭政策！”
他目光扫过一些来自地方、深知民间情形的官员，继续说道：“凡一户之中，有两个及以上儿子年满立户年龄（例如十八岁）而不分家另立门户者，加倍征收该户之户口税！直至其分家为止！”
这一条，让许多大臣面露愕然，甚至有些不解。这与土地、赋税似乎关系不大？但申不害等深谙治理之术者，立刻明白了其中的深意。韩国地处虽然地处中原，但是许多地方保留着大家族聚居的旧俗。这种聚居，不仅效率低下，更容易形成以族长、父权为核心的宗族势力，这些宗族势力往往盘踞地方，一定程度上架空官府，成为法外之地，也是旧贵族统治的基层基础。强制推行小家庭政策，旨在打破这种宗族纽带，将个体家庭直接暴露在国家权力面前，使其更直接地成为国家的赋税、兵役单位，极大地削弱地方宗族势力，加强中央对基层的控制。这是从社会结构最微观处动刀，重塑国民生活方式，进一步把整个社会打成原子化状态。
“其五，”商鞅并未理会众人的窃窃私语，抛出另一项极具战略眼光的政策，“鼓励、并强制引导人口密集之上党地区、新郑地区、宜阳地区之无地、少地庶民、赘婿、商贾末流，向汉中、川北、陇西等新开拓之地移民！由国家组织，提供初始农具、种子，并减免前三年赋税！所垦之地，前五年归垦者私有，五年后国家按该户战争、赋役表现，可以优惠价格回购四分之一土地，或允许其继续耕种缴纳赋税！”
移民实边！这一策，瞬间点亮了韩王牛马任的双眼。这正是他心心念念的“开拓方向”！上党、新郑等地，土地兼并严重，无地流民众多，是社会动荡的根源。而汉中、川北（未来伐蜀的前进基地）、陇西（对抗西戎，阻断秦国马匹来源的要冲）则地广人稀，急需开发。将内部压力导向外部扩张，既解决了人口过剩问题，又充实了边疆，为未来的军事行动提供了物资和兵源基地，更将这些新土地直接纳入国家管理之下，避免再次被贵族豪强蚕食。这是一举多得的战略棋局。
“其六，”商鞅的声音到了最后，陡然变得更加锐利，如同出鞘的宝剑，直指整个变法乃至韩国未来的核心，“进一步改革、深化军功授爵、授田之制！必须彻底打破‘父死子继’、‘世代承袭’之旧习！”
他深吸一口气，字句如同刻刀般凿入所有人的耳中：“明确规定：因军功所授之田产，为‘限袭田’！受田者本人及其嫡子一代，可享有此田。若子孙后代无新的军功续之，则爵位、田产逐代降等继承！至第三代，若仍无军功，则其所继承之田产，全部收归国有，等待重新分配，赏赐于有新功之士！”
“限袭田令！”这个名字如同惊雷，在殿内炸响！连一直闭目养神的申不害都猛地睁开了眼睛！
这一条，太狠，也太绝了！它直接斩断了军功贵族试图将战功转化为世袭特权的美梦！过去的军功授田，虽然打破了老世族的垄断，但很容易造就一批新的、同样拥有大量土地和特权的新贵族，久而久之，他们又会成为新的既得利益集团，阻碍进一步变法，堵塞社会上升通道。
而“限袭田令”，则将军功与土地所有权进行了一次彻底的、动态的捆绑。功劳不再是“一劳永逸”的铁饭碗，而是需要不断用新的战功来“充值”的硬通货。它迫使每一个获得田产的军人及其后代，必须始终保持对国家的效忠和战斗力，不断立功，才能保住甚至扩大家业。否则，三代之后，一切归零，土地重新回到国家手中。
牛马任意识到这是汉朝推恩令初始政策，将产生极其深远的影响：
一是持续激活战力： 军队的战斗力将得到制度性的、持续的激励，而非一时之功。
二是打破阶层固化： 彻底避免了新的军功集团演变为土地垄断者，确保了社会阶层，尤其是军方上层，始终处于一种“流水不腐”的动态流动之中。有功者上，无功者下。上升渠道被强行保持畅通。
三是强化中央集权： 国家通过掌控土地最终所有权和分配权，牢牢扼住了军功集团的命脉，使其无法形成独立的、世袭的离心力量，必须紧紧依附于王权。
四是储备战略资源： 不断回收的土地，成为国家手中可持续的、宝贵的战略资源，可以源源不断地用于赏赐新功，吸纳新兴力量，调节社会矛盾。
殿内死一般的寂静。所有人都被这石破天惊的“限袭田令”震撼了。这已不仅仅是改革，而是一场对社会权力结构的彻底重构，是一场用制度化的冷酷，来确保国家机器永远保持饥饿感和进取心的疯狂赌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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