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银行的闪电组建
皇帝的谕旨颁布后，秦烈没有给保守派任何喘息的机会。他深知，改革的窗口期极为短暂，任何拖延都可能让王守恒和那些地方势力找到反扑的机会。
在秦烈的亲自督导下，“大乾工业发展银行”的筹建速度快得惊人。这不仅仅是一个金融机构，更是秦烈推动工业化、集中全国资源进行战略投资的经济中枢。
选址定在了京城外围、靠近京杭大运河码头的一处原皇家物资仓库。秦烈打破了传统衙门的冗长繁琐，银行的内部结构和人员编制完全效仿西方的高效率模式。
银行的核心管理层由三部分人员组成：
1.秦烈麾下的幕僚团： 以沈文卿为首，负责战略规划和技术评估，他们是最了解工业化需求的人。
2.户部借调的精算人才： 传统账房先生中的佼佼者，负责会计和资产管理，确保资金流的合规性。
3.从地方钱庄和票号中高薪聘请的金融人才： 他们熟悉市场运作，负责贷款业务和风险控制。
秦烈对银行定下了三条铁律：
其一，去地方化。 银行的资本完全来自“南洋特设基金”，不吸纳任何地方士绅或商人的股本，以确保决策的独立性和国家的掌控力。
其二，重抵押。 所有的贷款，不接受土地或房产抵押，只接受新式机械、工厂建筑、专利技术作为抵押物。这从根本上排除了传统地主阶级从银行获利的可能性，并将资金导向生产性投资。
其三，专项目。 贷款只发放给符合国家战略规划的重点行业：钢铁冶炼、大型机械制造、煤焦化工业、以及电力和铁路基础设施。
“工业银行不是慈善堂，更不是散财童子。”秦烈在银行成立的首次内部会议上对所有职员强调，“它的使命是优化大乾的财富结构，将沉睡的白银，转化为能生出火炮、能拉动火车的钢铁！”
币制改革的试探与恐慌
工业银行的成立，仅仅是第一步。更具颠覆性的，是随后在京津地区推行的“乾元”纸币试点。
由户部尚书张开复和秦烈共同负责的币制改革小组，开始以南洋基金中的黄金储备为担保，发行小额的“乾元”兑换券。每一张“乾元”都标明了可兑换的白银和黄金数量，旨在建立人民对新货币的信任。
然而，新事物诞生总是伴随着巨大的阻力。
京城中的各大钱庄和票号，尤其是与王守恒一党关系密切的传统金融势力，立刻采取了行动。他们散布谣言，声称“乾元”纸币是“废纸一张”，是朝廷准备赖账的信号。
“纸币者，无根之物也！岂能与白花花的纹银相提并论？”
“南洋之财，海盗之财，焉能长久？一旦海疆有变，这纸币立刻变作粪土！”
恐慌情绪在民间迅速蔓延。士绅阶层带头，拒绝使用乾元，只认白银。一些中小商人担心纸币贬值，开始将手中的乾元兑换成白银，导致京城各大兑换点的白银储备面临巨大压力。
户部尚书张开复，这位坚守传统的官员，被这股恐慌潮吓得焦头烂额。他原本就对纸币心存疑虑，此刻更是感到改革的风险超出了他的掌控。
他急忙入宫觐见皇帝，涕泪交加：“陛下，币制改革，操之过急！京城已出现挤兑之相，若不立即停止，恐酿成大乱！臣请立即废止乾元，以安民心！”
秦烈的金融反击：信用与威慑
秦烈知道，此刻退缩，则所有改革功亏一篑。金融的本质是信用，一旦信用崩塌，再多的黄金也无济于事。
他提出了三条紧急应对措施，再次体现了他对金融和权力的深刻理解：
第一，国家信用的绝对保障。
秦烈没有停止兑换，反而指令工业银行，将大量的黄金块和顶级生丝（南洋贡品）公开陈列在银行大堂，并贴出告示：“乾元兑换永不停止，且持有乾元者，可优先以官方低价购入南洋专供之珍稀物资，如橡胶、锡锭等。”
这招釜底抽薪，将纸币的信用从单纯的白银担保，延伸到了国家垄断的稀缺战略物资上。对于那些急需橡胶和锡矿的商人而言，乾元瞬间成了比白银更具价值的“通行证”。
第二，动用特权阶层的威慑。
秦烈直接调动了他在军中的影响力。他下令海军部的采买全部使用乾元结算，并明确通知所有与军械制造相关的工厂和供货商：不接受乾元结算的，取消所有合作订单。
军需是朝廷最大的开支之一。这一手，强行在最可靠、最稳定的经济循环中建立了乾元的流通圈。
第三，对幕后黑手的精准打击。
秦烈锁定了几个散布谣言、恶意囤积白银、拒收乾元的京城大钱庄。他没有直接动用武力，而是派遣专员，以“税务稽查”的名义，查封了其中两家钱庄，并公开了他们历年来偷税漏税、放高利贷的证据。
“这些蠹虫，非但不想着报效朝廷，反而妄图阻挠国策，扰乱金融。”秦烈在朝堂上冷峻地说，“陛下，臣请立即逮捕几家钱庄的幕后主事，以儆效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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