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温库内部是一个巨大的、白色的、寂静无声的世界。寒气瞬间包裹了我，像无数根细密的冰针扎刺着裸露的皮肤。眼前是密密麻麻、高耸入顶的钢铁货架，上面整齐地码放着各种冻得硬如岩石的肉品。我踮着脚，在巨大的货架迷宫里焦急地寻找刚才那车白条肉。光线昏暗，只有几盏防爆灯发出惨白的光。
就在我仰着头，努力辨认货架编号时，身后传来“轰隆”一声沉闷的巨响——厚重的保温门被外面的人关上了！紧接着是“咔嚓”一声，门外传来了锁舌转动的声音。
我的心一下子沉到了冰点！我被锁在冷库里了！
“喂！有人吗？！开门！我还在里面！”我冲到门边，用力拍打着厚重无比、内部覆盖着白色霜层的金属大门。我的呼喊声在巨大而空旷的低温空间里显得微弱而徒劳，迅速被吞噬得一干二净。门外根本不可能听见。
绝望瞬间攫住了我。低温库的温度是零下二十摄氏度。我只穿着单衣，寒气正以惊人的速度带走我身体的热量。牙齿开始不受控制地打颤，发出“咯咯”的声响。手指、脚趾迅速变得麻木、刺痛。恐惧比严寒更猛烈地侵袭着我。
我拼命告诉自己冷静。我知道，为了节能和保证货物进出效率，低温库不会一直封闭，大约每隔五到十分钟，就会因为货物进出而开启一次。我必须撑到下一次开门！
那五分钟，是我人生中最漫长、最寒冷的五分钟。我蜷缩在门边的角落，尽可能减少热量散失，不停地跺脚、搓手，眼睛死死盯着门上方那盏小小的红色指示灯，祈祷它快点亮起。每一秒都像一个世纪那么长。意识开始因为寒冷而有些模糊…
终于！“咔嚓！”门外传来开锁的声音！紧接着，“轰隆”一声，沉重的库门被从外面拉开了一条缝，光亮和外面嘈杂的人声涌了进来！
我几乎是冲了出去，重获新生般大口呼吸着外面“温热”（其实只有几度）的空气。冷热急剧交替，让我剧烈地咳嗽起来。
开门的搬运工吓了一跳：“哎哟！碧华？！你怎么在里面？！这…这怎么关门也没瞅见你啊！”
我浑身抖得像个筛子，嘴唇乌紫，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是拼命摇头。
“快！快去暖和暖和！我的老天爷！这要关时间长点可咋整！”
“别告诉我爸，求求你了，我怕他担心！答应我好不好？你就当什么都没发生。”
“我今天是第一天上班，谁是谁，干什么的我都没搞明白。”
“哦，那就没事了。你就当没看见我就行。”
我没有声张，也不敢告诉父亲。只是默默跑到暖气边烤了许久，才慢慢缓过劲来。账，后来还是想办法核对补上了。
但从那以后，我对寒冷产生了一种刻骨铭心的恐惧。那种深入骨髓的冰冷、那种被整个世界遗忘在寂静冰原上的绝望感，成了我挥之不去的梦魇。而这一切，都始于那个早晨，那次失败的降调吊钩操作，和那次无人知晓的冷库遇险。工厂的生活，就是这样，充满了看不见的艰辛和突如其来的考验，它们无声地塑造着我，也冰冷地提醒着我生存的不易。
时令的脚步悄然踏过白露。午后阳光斜照，褪去了夏日的酷烈，变得温煦而澄澈，像滤过一层薄薄的琉璃。
斗转星移，中秋节到了。
节日的喜悦，像一锅渐渐升温的甜粥，在厂区每一个角落慢慢滚沸、弥漫开来。早晨一上班，一种不同于往日紧张生产的松弛欢快气氛便笼罩了全厂。车间主任的脸上破天荒地带着笑意。
晌午时分，各车间班组开始分发节日福利。办公楼前的空地上，临时摆开了一长溜桌子，上面堆砌着小山似的节礼。阳光照在捆扎得结实实的火腿肠红彤彤的肠衣上，反射出油润的光泽；整块的冷冻猪肉，五花膘白肥瘦相间，像一块块巨大的、凝固的玛瑙，覆着一层晶莹的白霜；印着“中秋团圆”红字的方正月饼盒，摞得老高，空气里都氤氲着一股甜腻的油酥和枣泥混合的香气。
领东西的队伍排得老长，人声鼎沸，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一种质朴的、发自内心的满足笑容。劳碌了整年的工友们，此刻仿佛卸下了所有的疲惫，互相打趣着，比较着谁领到的五花肉膘更厚实，谁的火腿肠捆扎得更漂亮。
“老张！今年这月饼是五仁的还是枣泥的？”
“都有！双拼！厂里今年大方着呢！”
“哟！这后腿肉不错！能炖一大锅红烧肉了！”
父亲张建生和我也挤在人群里。他穿着那身洗得发白的藏蓝色工装，脸上平日里紧锁的眉头也难得地舒展开来，嘴角甚至噙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笑意。轮到他时，他递过领料单，负责发放的工会干事笑着将沉甸甸的节礼一样样递出来：“张师傅，您的一份！十斤火腿肠，十斤猪肉，二斤月饼！拿好嘞！”
父亲接过，默默退到一边等我。我上前，也领了同样分量的一份。双手立刻被那份量坠得往下一沉，心里却涌起一股踏实的丰足感。火腿肠浓郁的肉香和月饼的甜香直往鼻子里钻，勾得人馋虫大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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