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宽容，比责骂更让我无地自容。我僵在原地，手足无措，脸上火辣辣的。
然而，几分钟后，一种更可怕的感受猛然攫住了我。周围的噪音似乎突然变得遥远、扭曲，像是透过厚厚的棉花传来的。我的呼吸开始变得急促、困难，胸口像被一块巨大的石头死死压住，每一次吸气都无比艰难。心脏疯狂地、毫无章法地撞击着胸腔，一阵阵令人窒式的恐慌感像潮水般涌上来，眼前的一切开始发黑、旋转…
“碧华？…碧华你咋了？脸色咋这么白？”离我最近的李阿姨最先发现不对劲，她的声音像是从很远的水底传来，带着嗡嗡的回音。
我想说话，却发现嘴唇和舌头一阵发麻，根本不听使唤。视线彻底模糊黑暗，但我诡异般地“看”到了周围的一切——我看到李阿姨惊愕地张大嘴，看到王婶丢下手中的水管跑过来，看到他们七手八脚地扶住我软下去的身体…这一切都发生在我“眼前”，清晰得可怕，仿佛我的灵魂飘出了体外，正悬浮在空中冷漠地注视着下方这场混乱。
“快！扶住她！扶到墙边坐下！”
“哎呀这闺女是咋了？是不是刚才吓着了？”
“快！去喊张师傅！快去屠宰车间把张建生叫来！”
我被半扶半抱地挪到车间外墙根下，靠着冰冷的红砖墙坐下。我蜷缩在那里，眼睛紧闭，无法动弹，无法言语，只能听到自己粗重而艰难的喘息声，以及周围工友们焦急的、带着重重回音的议论声。
“你看她这脸，一点血色都没有，跟纸一样！”
“嘴都紫了！是不是心脏病啊？”
“年轻轻的，咋会这样…”
父亲张建生很快被人找来了，他系着沾满血污的皮围裙，一路小跑，额头上都是汗。他拨开人群，蹲在我面前，静静地、仔细地看着我。他的眉头紧锁，眼神里充满了惊愕、担忧，还有一种深沉的、我从未见过的无力感。他一句话也没说，只是用他那双粗糙的、沾着腥气的大手，紧紧握住我冰冷麻木的手。
在那诡异的、灵魂出窍般的视角里，我清晰地“看”到了父亲眼中那份沉重的忧虑。时间似乎过去了很久，也许二十分钟，也许半小时，我才感觉那阵可怕的麻痹感慢慢退潮，力气一丝丝回到身体里，呼吸也逐渐顺畅起来。我艰难地睁开眼，视线终于恢复了正常，世界的回音也消失了。
父亲看到我睁开眼，长长地、深深地吁了一口气，那颗一直紧绷着的心似乎才稍稍放下。他松开我的手，站起身，语气恢复了平时的样子，但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沙哑：“…能缓过来就行。我…我得回车间了，岗位上离不开人。”他顿了顿，补充道，“…不行就跟班长说，歇半天。”
说完，他转身快步离开了，背影很快消失在车间门口那晃动的橡胶门帘后。
工友们围了上来，七嘴八舌地关心着：
“碧华，感觉好点没？可吓死我们了！”
“年轻归年轻，也不能这么硬扛啊！肯定是吓掉魂了！”
“就是！这降调吊钩哪是闺女家干的活？太吓人了！得跟领导反映反映，给你换个岗！”
“去库房吧！或者去统计室！那些地方轻省，适合女娃！”
后来，领导或许是真的考虑到这次意外，或许也是听了工友们的建议，真的给我调换了工作岗位——把我从车间调到了冷库，担任冷库出纳员。
新的工作环境截然不同。冷库办公室远离喧嚣的主车间，安静得多。我的工作不再需要操作危险的机器，而是整天与账本、磅秤、冻得硬邦邦的肉块以及刺骨的寒气打交道。时间依旧在忙碌中流逝，人们推着液压叉车和货架车在冷库和月台之间来来回回穿梭，各自忙着手里的活计。
那天下午，发生了一件事。一批刚从急冻间出来的整扇白条猪肉需要转入二号低温库储存。搬运工人们忙得脚不沾地，他们将一整货架的肉推进低温库，大声对我喊着：“碧华！二号库三区B架！一共四十扇！记一下账！我们还得去拉下一车！”
“哎！好的！”我连忙应道，拿起记账本和圆珠笔。可就在这时，一阵急促的内急袭来。我抬头想找个同事帮我临时盯一下，可办公室里此刻恰好空无一人。眼看工人们已经锁好货架车准备离开，我心想着快去快回，便先把记账本和笔暂时放在一旁的办公桌角，急匆匆地跑向了远处的厕所。
然而，等我解决完个人问题，急匆匆赶回来时，心里顿时“咯噔”一沉——放在桌角的记账本和笔还在，但那个巨大的、装满冻肉的货架车不见了！低温库厚重的大门紧闭着，门上方那盏表示“库内有人”的红色警示灯并没有亮起。
“坏了！”我暗叫一声，冷汗瞬间冒了出来。账没记，肉已入库。这要是对不上数，盘点时差了货，责任可就大了！
当时也不知道哪来的勇气和傻气，我一心只想着赶紧进去找到那车肉，看清它到底放在哪个具体位置好把账补上。我看到低温库的大门刚好因为另一批出库的货物被打开了一条缝，想也没想，穿着单薄的工装（里面只是一件毛衣），一头就钻了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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