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炎通史》关于曹魏评价的御前定调，如同在汹涌的思潮中投入了一块定舱石，使得编撰工作得以沿着更清晰的航道推进。然而，这部巨着所引发的新旧思想激荡，却并未因此停歇，反而随着这一核心史学观念的初步解决，如同解开了某种束缚，更加汹涌地扩散到了更广泛的社会实践层面。科举取士的持续进行与制度化，军镇制度的稳固与战功验证，北疆大捷的鼓舞与国威提升，这几股强大的动力交织在一起，如同持续不断的浪潮，推动着帝国这艘刚刚完成龙骨打造的巨轮，驶入了一片既充满希望、又暗藏无数漩涡与礁石的未知水域。
朝堂之上，新科进士们经过数月乃至一年的观政学习或基层任职的初步历练，开始不再满足于仅仅学习和适应，他们胸中的抱负与所学的新知，促使他们试图在具体的政务中发出自己的声音，带来改变。这种新思维、新作风，与运行多年、早已形成路径依赖的旧有官僚体系产生了不可避免的、日益明显的摩擦。
一次关于漕运改革的专题朝议上，一位名叫孙铭的年轻进士，来自江北寒门，如今在户部观政。他依据自己在户部查阅历年账册所得的数据，以及利用休沐日亲自前往漕渠沿线码头、与漕工、小吏交谈调研的见闻，提出了一套旨在提高漕运效率、减少途中巨大损耗的“分段承包、量化考核”的新法方案。这套方案的核心是打破以往由官府大包大揽、层层派役、效率低下且腐败易生的旧模式，将漕运路程划分为若干段，由指定的民间商队或地方富户（需经过资格审查）承包该段运输，并依据运达时间、粮食损耗率等硬性指标进行绩效考核，优奖劣罚。这无疑触动了整个漕运系统内大量依靠旧模式牟利的胥吏、中间商和相关既得利益官员的奶酪。
方案一经提出，便在朝堂上引起了轩然大波。主管漕运事务的某位侍郎（是旧晋降臣，其家族与漕运利益关联颇深），立刻面色铁青，出列强烈反对，声色俱厉地斥责：
“黄口小儿，懂得什么实务！只在户部看了几天账本，去了几次河边，就敢妄言改革国脉所系之漕运？简直不知天高地厚！”他转向御座，躬身道：“陛下！漕运事关京师百万军民衣食，国之命脉，岂能如市井商贾般斤斤计较，搞什么承包考核？此等做法，必然导致胥吏变本加厉盘剥运丁，运丁受苦生怨，甚至为了考核而投机取巧，延误漕期，一旦有失，则京师震动，动摇国本！此乃书生之见，妄言乱政，万万不可！”
年轻进士孙铭面对高官的呵斥与满朝文武的目光，初时有些紧张，脸色发白，但想到沿途所见漕工之苦、仓廪之虚，一股血气涌上，他深吸一口气，挺直了脊梁，据理力争，声音虽略带颤抖，却异常清晰：“侍郎大人！旧制之弊，有目共睹！历年账册显示，漕粮从江南至洛阳，途中损耗往往高达三成！此乃国之膏血，民之脂膏！运丁困苦不堪，沿途州县接待负担沉重，此乃不争之事实！下官所提新法，虽有风险，然旨在明确各方责任，激励效率，减少中间环节之盘剥与拖延！若辅以严格监察、明晰律条，并保障运丁基本所得，必能革除积弊，利国利民！若只因循守旧，畏首畏尾，坐视国力空耗，民生凋敝，才是真正动摇国本！下官人微言轻，然拳拳之心，天地可鉴！”
双方在朝堂上针锋相对，争论不休。许多旧官僚出于观念保守、或因自身利益相关，或单纯不愿承担责任，纷纷站在侍郎一边，指责孙铭年轻冒进；而部分支持新政的官员和一些同样感受到旧体制束缚的新科进士们，则出言支持改革方案，认为值得一试。
最终，还是王猛出面，他先是肯定了年轻进士孙铭勇于任事、关心国计民生的精神，认为这种活力值得鼓励，但也指出其方案确实存在细节不够完善、可能引发新问题之处。他建议，此事关系重大，不宜立即全面推行，可先选择一段漕路进行小范围试点，由相关部门（户部、工部、御史台）联合制定详细章程并严格监督，根据试点效果再行定夺。虽然方案未能立即推行，但新思潮对旧体制的冲击，已然清晰可见，新旧之间的壁垒与矛盾，第一次在帝国最高决策场所以如此公开、激烈的方式展现出来。
在地方上，这种新旧激荡更为直接、更为残酷，常常伴随着血与火的考验。
一位名叫赵豫的新科进士，被派往经济富庶、但豪强势力也盘根错节的会稽郡担任某下县县令。到任后，他踌躇满志，决心大力推行朝廷均田令，彻底清理当地豪强隐匿的户口和田亩，增加国家赋税，安抚无地百姓。然而，他的雷厉风行，严重触怒了以当地虞、魏两家为首的豪强。这些豪强经营数代，与郡府、乃至州府官员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豪强们联合起来，一方面利用其在地方上的影响力，通过控制的多里长老、散布谣言，诋毁赵豫“年轻酷吏，借清丈之名，行搜刮之实，意图逼反良民”；另一方面，他们重金贿赂了本郡的郡守（一位思想保守、倾向于维持现状的旧官僚），对其施加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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