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三的晨光刚漫过菜市场的青砖地,我就拎着林晚准备的草莓饼干走在摊位之间。鱼腥气混着青菜的露水味扑面而来,远处传来卖豆腐的吆喝声,像极了小时候外婆带我赶集的场景。老陈拄着拐杖跟在我身边,拐杖头敲在砖地上“笃笃”响:“前面第三个摊位就是老郑的,穿军绿色外套,菜篮子上总搭着块蓝格子布。”
我们昨天从养老院出来时,在菜市场门口遇见了老郑。他蹲在装满菠菜的摊位前,手里攥着一张揉皱的纸条,反复看着上面的地址。老陈上前搭话,才知道他老伴张阿姨得了阿尔茨海默症,上个月走丢过一次,找了整整一天才在派出所找到。从那以后,老郑每天凌晨三点就来上菜,中午赶回家给老伴做饭,傍晚再守在小区门口等她散步回来。“我想给她写封信,”老郑的声音带着颤,“可我不识几个字,不知道怎么写才能让她记得回家的路。”
“老郑!”我朝那个搭着蓝格子布的摊位喊了一声。
正在给菠菜洒水的男人回过头,脸上的皱纹挤成一团笑:“你们可来了!我凌晨四点就把菜摆好了,就怕你们找不到。”他的军绿色外套袖口磨出了毛边,手上沾着泥土,指节粗大,是常年干农活留下的痕迹。
摊位后的泡沫箱里,整齐码着菠菜、油麦菜和小油菜,每棵菜都择得干干净净,根部还沾着新鲜的泥土。老郑从菜篮子里拿出一个搪瓷缸,倒了杯温热的白开水递给我们:“刚烧的,你们先喝口暖和暖和。”
我接过搪瓷缸,杯壁上印着“劳动模范”四个字,漆已经掉了大半。“我们今天来,是帮您给阿姨写封信,”我从帆布包里掏出信纸和笔,“您把想对阿姨说的话慢慢说,我们帮您写下来,再给您做个小牌子挂在阿姨身上,上面写着家里的地址和您的电话。”
老郑的眼睛一下子亮了,他放下手里的洒水壶,在摊位后的小马扎上坐下,双手放在膝盖上,像是小学生准备上课。“我和她是在生产队认识的,”他慢慢开口,声音里带着回忆的温软,“那时候她是队里的记分员,我是拖拉机手。有次我帮她拉化肥,车陷在泥里,她挽着裤腿帮我推了半天,裤脚全是泥,却笑得比谁都开心。”
他说着,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塑封的照片,照片已经泛黄,上面是年轻的老郑和张阿姨,站在拖拉机旁,张阿姨手里抱着一个菜篮子,里面装满了西红柿。“这是我们结婚那年拍的,”老郑的手指轻轻拂过照片上的人,“她那时候最喜欢吃西红柿,我就在院子里种了一片,每天摘最新鲜的给她吃。”
我握着笔,认真地把这些话记在信纸上。老陈坐在旁边,帮老郑整理着摊位上的菜,时不时补充一句:“张阿姨最喜欢吃你做的西红柿炒鸡蛋,你得写进去,让她记得你做的菜的味道。”
老郑点了点头,眼眶慢慢红了:“她现在记性不好,有时候连我都不认识,可每次我做西红柿炒鸡蛋,她都会多吃半碗饭。上次她走丢,警察问她家里有什么,她说‘有个会种西红柿的老郑’。”
这句话让我鼻尖一酸,手里的笔顿了顿。原来真正的爱,从来不是记在脑子里,而是刻在骨子里——就算忘记了全世界,也不会忘记那个会给你种西红柿、给你做爱吃的菜的人。
“我想跟她说,”老郑的声音哽咽了,“菜摊每天都有新鲜的菜,我会给她留最嫩的菠菜;家里的西红柿已经种上了,等熟了我就摘给她吃;我每天都会在小区门口等她,不管她走多远,我都会把她接回家。我还想跟她说,就算她不认识我了,我也会一直陪着她,给她做饭,陪她散步,就像我们刚认识的时候一样。”
我把这些话都写下来,然后念给老郑听。他听着,点了点头,眼泪掉在摊位的青菜上,晕开了一小片湿痕。“对,就是这些话,”他擦了擦眼泪,“谢谢你,孩子,让我能把心里话都告诉她。”
林晚和张姐这时也来了。林晚手里拿着一个用蓝格子布做的小袋子,里面装着刚做好的身份牌;张姐则拎着一个小篮子,里面装着彩色的线和珠子。“这是给阿姨做的身份牌,”林晚把小袋子递给老郑,“里面放着您写的信,还有一张您和阿姨的照片,背面写着家里的地址和您的电话,挂在脖子上很方便。”
老郑接过小袋子,小心翼翼地打开。身份牌是用硬纸板做的,外面包着透明的塑料膜,上面贴着他和张阿姨的合照,照片旁边用彩笔写着“我叫张桂兰,家住星光小区3号楼2单元501,我先生老郑在菜市场卖菜,电话138xxxx5678”。牌子的边缘,张姐用红珠子串了个小小的西红柿,可爱又显眼。
“太好看了,”老郑把身份牌贴在胸口,声音哽咽,“谢谢你们,这样我就不怕她再走丢了,就算她不认识路,别人看到这个牌子也能帮她回家。”
我们帮老郑看了会儿摊,林晚负责给顾客称重,张姐帮着收钱,我则帮老郑把写好的信装进小袋子里。有个常来买菜的阿姨笑着说:“老郑,你今天可是雇了不少帮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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