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九年的初春，寒意如同粘稠的胶质，顽固地附着在柳家沟的每一个角落。然而，在这片看似沉寂的冻土之下，一股灼热的地火正在奔涌，将整个村庄置于一个无形却感知分明的、不断加压的熔炉之中。那种“天要变了”的感觉，不再是模糊的预感或茶余饭后的谈资，它变得无比具体，无比尖锐，如同初春时节渐渐沥沥、却能渗透万物的冷雨，无声地浸润着村庄的每一寸土地，每一道斑驳的墙缝，以及，每一个人或期盼、或惶恐的心里。
消息像挣脱了缰绳的野马，从四面八方奔涌而来，来源愈发驳杂，也愈发确凿。不再仅仅是过路休整部队战士们脸上那压抑不住的兴奋，或是走村串巷小贩带来的语焉不详的传闻。区上来的干部，穿着洗得发白的灰布军装，腰间别着旧枪套，下来的次数明显频繁了。他们不再只是站在打谷场的石碾上，笼统地宣讲“胜利在望”，而是召集起村委、民兵和妇救会的骨干，在祠堂那昏暗的油灯下，压低声音，传达着更为具体、也更为震撼的指示：各村必须保管好所有账册地契，维护好地方治安，严防敌特破坏，准备好粮食和担架，随时迎接新政权的全面接管。甚至，有与区上关系近的民兵，私下里透出更惊人的消息：隔着一道山梁的省城里，那些往日里作威作福的国民党官员和驻军，已经开始秘密地、仓惶地收拾细软金条，焚烧文件，寻找着南逃的路径，乱得像一锅滚粥。
一种混合着狂喜、焦虑、不安和巨大期盼的情绪，在柳家沟无声地蔓延、发酵。那些平日里在土地上刨食、受尽地主乡保欺压的贫苦农户，黝黑的脸上，眼睛里开始闪烁出一种前所未有的光芒，那是一种看到了实实在在希望的光。他们走路时，那被生活重担压弯了多年的脊背，似乎不由自主地挺直了许多；相互打招呼的声音，也洪亮了，带着一股扬眉吐气的劲儿。村落里往日那种死气沉沉的调子，被一种躁动的、充满生机的低音所取代。
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如李守财和高氏之流。他们像是骤然被抽走了赖以支撑的筋骨，肉眼可见地日渐萎靡下去。李守财那原本还算挺直的腰板，如今佝偻得几乎要弯到地上，整日里要么蹲在冰冷的灶膛前，对着早已熄灭的灰烬发呆，捏着那根不冒烟的旱烟袋如同捏着救命稻草；要么就蜷在炕梢，竖着耳朵捕捉屋外的任何一点风吹草动，眼神躲闪，浑浊的眼珠里满是血丝和惊惧。高氏则更像一只热锅上的蚂蚁，坐卧不宁，手里拿着针线，却半天也纳不上一针，时不时走到窗边，用颤抖的手指撩开窗棩纸一角，惶惶然地向外窥探，然后又失魂落魄地缩回来，嘴里神经质地念叨着谁也听不清的絮语。他们步履蹒跚，面色灰败，仿佛随时会被一阵并不算猛烈的春风吹倒，彻底零落成泥。
柳映雪冷眼旁观着这一切，内心却如同风暴肆虐时最平静的风眼，一片奇异的、冰冷的平静。她知道，她隐忍、谋划、等待了多年的那个时刻，正携着历史车轮那不可阻挡的隆隆巨响，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逼近。那不是猜测，而是一种近乎本能的确定性。
她将自己关在那间狭小、冰冷、但此刻却仿佛蕴含着无穷力量的两屋里，插上门闩。就着窗外愈发亮堂、似乎也带着革新意味的天光，她像一位大战在即、运筹帷幄的指挥官，最后一次冷静地、缜密地清点、核验她所掌握的全部力量和部署。这不是临阵前的慌乱，而是决胜时刻来临前，最后的、必须万无一失的审视。
证据，必须铁证如山。
她解开内衫最隐秘的扣襻，取出那个贴身收藏、还带着体温的油布包。动作轻柔，却带着一种近乎仪式般的郑重。油布被一层层打开，露出了里面那些泛黄发脆、边缘磨损，却字迹清晰如刀刻斧凿般的纸片——那几张汇单存根。“收款人：李守财，汇款人：李建业”。白纸黑字，时间是民国三十五年到三十七年。那正是李建业离家投身革命队伍，披着“进步军官”的外衣，并最终在部队里另娶首长千金的时间段。这些薄薄的纸片，无声却雷霆万钧，彻底戳穿了他“音讯全无”、“生死不明”的谎言，更是他与原生家庭始终保持经济往来、其父母对此知情并心安理得享受了其“好处”的直接物证。每一笔汇款金额，都像是抽在她过往痴心上的鞭子，如今，却成了她反击的弹药。
还有那些被小心拼凑起来的信件碎片。上面的字迹，她曾无比熟悉，如今看来却只觉刺骨的冰冷与陌生。“她在部队…岳家颇有势力…前途…不得已…”、“家中诸事，万望隐瞒…切不可让映雪知晓…”。
每一个字，都浸透了背叛的凉薄和精密的算计。这是李建业停妻再娶、企图永远将她蒙在鼓里、当作伺候他父母免费劳力的内心自白，也是钉死他道德沦丧、人格卑劣的铁钉。
除此之外，还有顾长风通过隐秘渠道辗转送来的，那份盖着模糊却真实公函印章的组织证明材料副本。上面清晰地列出了李建业在部队与某首长女儿结婚的具体时间、地点。这份来自“内部”的证明，如同致命的一击，具有某种在这个时代无可辩驳的权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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