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鹿区公署大院，今日气氛不同往常。原本空旷的场院上，临时搭起了一个简易的主席台，台上悬挂着“贯彻新婚姻法 保障妇女权益”的红色横幅。台下，黑压压地坐满了人，不仅有柳家沟的村民，连附近几个村子也来了不少旁听的群众。人们交头接耳，议论纷纷，目光都不约而同地投向坐在前排那个穿着干净蓝布褂子、脊背挺得笔直的年轻女子——柳映雪。
今天，是区公署就柳映雪诉李建业及其父母一案召开公开调解大会的日子。之所以是“调解”而非“公审”，是因为涉及现役军人，程序上更为慎重，但场面的严肃性和关注度，丝毫不亚于一场审判。
主席台上就坐的，有区长老周、妇联主任张蕙兰、司法科陈干事，还有两位神情格外肃穆、穿着整齐军装的陌生面孔——他们是部队派来的代表，一位是师政治部的副主任，另一位是保卫科的干部。他们的出现，无声地宣告了此事已惊动部队高层，并且态度鲜明。
“安静！大家安静！”周区长敲了敲桌子，宏亮的声音压过了场下的嘈杂，“现在，关于柳家沟村柳映雪同志，反映其丈夫李建业及其父母李守财、高氏相关问题的调解大会，现在开始！”
全场瞬间鸦雀无声，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过来。
周区长简要说明了会议目的和程序，然后看向柳映雪：“柳映雪同志，请你陈述你的情况和诉求。”
柳映雪缓缓站起身，走到台前专门设立的发言席。她面色平静，甚至有些过于平静，但那平静之下，是积蓄已久、即将喷薄的力量。她先向台上的领导、部队代表以及台下的乡亲们微微鞠了一躬，然后抬起头，目光清亮，声音清晰地传遍整个场院：
“各位领导，各位乡亲。今天，我站在这里，不是来哭诉委屈的，我是来讨一个公道，一个作为一个人、一个女人，应该得到的起码的尊重和公正！”
开场白干脆利落，没有丝毫拖泥带水，瞬间抓住了所有人的心。
“我叫柳映雪，民国三十五年，由父母包办，嫁给了柳家沟的李建业。”她开始叙述，语调平稳，仿佛在说一件与己无关的旧事，但每一个字都带着沉重的分量，“婚后第二天，李建业以‘军令在身’为由离家，投身革命队伍。我留在李家，伺候公婆，操持家务，同时积极参加村里的支前工作，不敢有丝毫懈怠，只盼着他能在部队安心报效国家。”
她话锋一转，语气依旧平静，却透出刺骨的寒意：“然而，我等来的，不是夫妻团聚，不是家人的体谅，而是长达三年的欺骗、隐瞒和虐待！”
台下响起一阵压抑的惊呼和议论声。
“李建业离家后，起初还有零星书信，后来便音讯全无。我向公婆打听，他们总是以‘部队纪律’、‘建业处境危险’为由搪塞、阻挠。我心中虽有疑虑，但念及他们是长辈，依旧尽心侍奉。可我却发现，公婆的态度日渐恶劣，动辄打骂，克扣我的吃穿用度，将我当作不要钱的长工使唤。”
她的目光扫过台下缩在角落、面如死灰的李守财和高氏，那两人如同被架在火上烤，浑身颤抖，不敢抬头。
“起初，我只以为是婆媳矛盾，直到后来，我偶然发现，”柳映雪顿了顿，从随身带着的一个蓝布包袱里，取出了第一份证据——那几张泛黄的汇单存根，高高举起，让台上台下的领导众人都能看清，“我发现，我那位‘音讯全无’的丈夫，李建业，从未停止过往家里汇款！时间从民国三十五年到三十七年，金额不等，收款人，明确写着李守财！”
“嗡！”场下顿时炸开了锅。汇单存根被工作人员接过，依次递给台上的领导们查看。那清晰的蓝色印戳和钢笔字迹，像一记记响亮的耳光，抽在试图隐瞒真相的人脸上。
“请问李守财、高氏！”柳映雪的声音陡然拔高，锐利如刀，“你们一边收着儿子寄来的钱，一边告诉我他生死不明，阻挠我打听他的消息，这是为何？这些钱，你们用于家庭开支了吗？用于改善我的生活了吗？没有！你们将它们偷偷藏匿起来，甚至可能拿去放贷生息！这就是你们对待辛苦支前的军属儿媳的方式吗？”
李守财和高氏瘫软在座位上，嘴唇哆嗦，一个字也说不出来。台下投向他们的目光，充满了鄙夷和愤怒。
“这还不是全部。”柳映雪没有给他们喘息的机会，又取出了那几张拼凑起来的信件碎片，“这是李建业写回家的信，被他们撕碎后，我偷偷拼凑起来的。大家请看这几句——‘她在部队…岳家颇有势力…前途…不得已…’、‘家中诸事，万望隐瞒…切不可让映雪知晓…’！”
她将碎片复印件也呈递给台上，声音带着冰冷的嘲讽：“‘她在部队’？‘岳家’？‘不得已’？‘隐瞒’？这些话，是什么意思？李建业在部队早已另娶他人，而我的公婆，对此心知肚明！他们为了持续拿到汇款，为了有人免费伺候他们终老，合伙欺骗我，把我蒙在鼓里整整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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