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鹿区公署大院,今日气氛不同往常。原本空旷的场院上,临时搭起了一个简易的主席台,台上悬挂着“贯彻新婚姻法 保障妇女权益”的红色横幅。台下,黑压压地坐满了人,不仅有柳家沟的村民,连附近几个村子也来了不少旁听的群众。人们交头接耳,议论纷纷,目光都不约而同地投向坐在前排那个穿着干净蓝布褂子、脊背挺得笔直的年轻女子——柳映雪。
今天,是区公署就柳映雪诉李建业及其父母一案召开公开调解大会的日子。之所以是“调解”而非“公审”,是因为涉及现役军人,程序上更为慎重,但场面的严肃性和关注度,丝毫不亚于一场审判。
主席台上就坐的,有区长老周、妇联主任张蕙兰、司法科陈干事,还有两位神情格外肃穆、穿着整齐军装的陌生面孔——他们是部队派来的代表,一位是师政治部的副主任,另一位是保卫科的干部。他们的出现,无声地宣告了此事已惊动部队高层,并且态度鲜明。
“安静!大家安静!”周区长敲了敲桌子,宏亮的声音压过了场下的嘈杂,“现在,关于柳家沟村柳映雪同志,反映其丈夫李建业及其父母李守财、高氏相关问题的调解大会,现在开始!”
全场瞬间鸦雀无声,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过来。
周区长简要说明了会议目的和程序,然后看向柳映雪:“柳映雪同志,请你陈述你的情况和诉求。”
柳映雪缓缓站起身,走到台前专门设立的发言席。她面色平静,甚至有些过于平静,但那平静之下,是积蓄已久、即将喷薄的力量。她先向台上的领导、部队代表以及台下的乡亲们微微鞠了一躬,然后抬起头,目光清亮,声音清晰地传遍整个场院:
“各位领导,各位乡亲。今天,我站在这里,不是来哭诉委屈的,我是来讨一个公道,一个作为一个人、一个女人,应该得到的起码的尊重和公正!”
开场白干脆利落,没有丝毫拖泥带水,瞬间抓住了所有人的心。
“我叫柳映雪,民国三十五年,由父母包办,嫁给了柳家沟的李建业。”她开始叙述,语调平稳,仿佛在说一件与己无关的旧事,但每一个字都带着沉重的分量,“婚后第二天,李建业以‘军令在身’为由离家,投身革命队伍。我留在李家,伺候公婆,操持家务,同时积极参加村里的支前工作,不敢有丝毫懈怠,只盼着他能在部队安心报效国家。”
她话锋一转,语气依旧平静,却透出刺骨的寒意:“然而,我等来的,不是夫妻团聚,不是家人的体谅,而是长达三年的欺骗、隐瞒和虐待!”
台下响起一阵压抑的惊呼和议论声。
“李建业离家后,起初还有零星书信,后来便音讯全无。我向公婆打听,他们总是以‘部队纪律’、‘建业处境危险’为由搪塞、阻挠。我心中虽有疑虑,但念及他们是长辈,依旧尽心侍奉。可我却发现,公婆的态度日渐恶劣,动辄打骂,克扣我的吃穿用度,将我当作不要钱的长工使唤。”
她的目光扫过台下缩在角落、面如死灰的李守财和高氏,那两人如同被架在火上烤,浑身颤抖,不敢抬头。
“起初,我只以为是婆媳矛盾,直到后来,我偶然发现,”柳映雪顿了顿,从随身带着的一个蓝布包袱里,取出了第一份证据——那几张泛黄的汇单存根,高高举起,让台上台下的领导众人都能看清,“我发现,我那位‘音讯全无’的丈夫,李建业,从未停止过往家里汇款!时间从民国三十五年到三十七年,金额不等,收款人,明确写着李守财!”
“嗡!”场下顿时炸开了锅。汇单存根被工作人员接过,依次递给台上的领导们查看。那清晰的蓝色印戳和钢笔字迹,像一记记响亮的耳光,抽在试图隐瞒真相的人脸上。
“请问李守财、高氏!”柳映雪的声音陡然拔高,锐利如刀,“你们一边收着儿子寄来的钱,一边告诉我他生死不明,阻挠我打听他的消息,这是为何?这些钱,你们用于家庭开支了吗?用于改善我的生活了吗?没有!你们将它们偷偷藏匿起来,甚至可能拿去放贷生息!这就是你们对待辛苦支前的军属儿媳的方式吗?”
李守财和高氏瘫软在座位上,嘴唇哆嗦,一个字也说不出来。台下投向他们的目光,充满了鄙夷和愤怒。
“这还不是全部。”柳映雪没有给他们喘息的机会,又取出了那几张拼凑起来的信件碎片,“这是李建业写回家的信,被他们撕碎后,我偷偷拼凑起来的。大家请看这几句——‘她在部队…岳家颇有势力…前途…不得已…’、‘家中诸事,万望隐瞒…切不可让映雪知晓…’!”
她将碎片复印件也呈递给台上,声音带着冰冷的嘲讽:“‘她在部队’?‘岳家’?‘不得已’?‘隐瞒’?这些话,是什么意思?李建业在部队早已另娶他人,而我的公婆,对此心知肚明!他们为了持续拿到汇款,为了有人免费伺候他们终老,合伙欺骗我,把我蒙在鼓里整整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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