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的秋末,南方的雨总带着股化不开的冷意,淅淅沥沥打在青石板路上,却没浇灭清溪县的热闹劲儿。秋收的稻穗刚入仓,“林默”这个名字就像晒透了的稻谷,在县镇乡村间滚得发烫——先是帮着红星村搞起农机互助组,让亩产提了两成;又带着技术员改良了脱粒机,让农民少在田里泡半个月;就连邻乡的老农都揣着煮鸡蛋往清溪跑,只为见一眼“能让机器替人干活”的年轻人。
县府大院的梧桐叶落了满地,县长办公室的门却关得严实。班子成员围着长桌坐了一圈,桌上摊着全县的农业报表,最显眼的一行是“农机普及率不足15%”。县长手指敲着报表,声音沉得很:“秋收大家都看见了,有农机的村,秋收快了三天,损耗少了一成。现在农民盼农机,就像盼雨似的,这个‘全县农机现代化推广项目’,必须交给能扛事的人。”
没人反驳。沉默了半分钟,分管农业的副县长先开了口:“林默这小伙子,懂技术,还能跟农民聊到一块儿去——红星村那几个老顽固,原先说‘机器不如牛’,现在见了林默都喊‘林技术员’。项目交给他,农民那边先顺了一半。”
这话像投了颗石子,满屋子的人都点起头。最后县长拍了板:“就定林默。启动资金批十万,人事调动权给他,他要谁配合,咱们一路绿灯。”
十万块的数额,让屋里静了一瞬。1984年的清溪县,工人月薪才三十多块,县城里最好的砖瓦房一套也才两千块,十万块能买下半个供销社的货。当天下午,县长把林默叫到办公室,从抽屉里拿出厚厚一叠文件,指尖在“项目负责人”那一栏按了按:“小林,这不是普通的差事——各村要建农机服务点,得摸清每家每户的田亩数;要从省农机厂引进南方水田能用的小型收割机,得跟厂家谈价格、谈售后;还要搞‘农机合作社’,让没钱买农机的农民能租着用……这每一步,都踩着农民的收成。”
林默接过文件,纸页上还带着油墨的温度,却沉得像块铅。他想起红星村的李大爷,秋收时蹲在田埂上擦汗,说“要是有机器,我老婆子就不用在水里泡着割稻了”;想起隔壁乡的王婶,因为脱粒机坏了,稻穗在雨里捂出了霉点,坐在田埂上哭。他攥紧了文件,指节泛白:“县长放心,我肯定把事做好,不辜负您,更不辜负农民。”
任命下来的第二天,林默就带着两个技术员扎进了各村。白天跟着农民踩田埂,记下水田的坡度、泥泞程度——南方的水田跟北方不一样,田块小,还多高低差,普通收割机进去容易陷;晚上就在村小学的教室里画图纸,琢磨怎么改收割机的履带。不到一周,他们就摸出了全县的农机需求清单:红星村、向阳村离县城近,适合先建服务点;河湾村的田最散,得优先配小型收割机;山坳里的几个村路不好,得先修一段农机道。
方案改了三稿,林默才带着文件去省城。省农机局在市中心的老办公楼里,红砖墙爬满了爬山虎,门口的石狮子被雨水淋得发黑。林默提前打了电话,说要申请配套设备支持,接电话的秘书说“王副局长负责审批,你直接过来就行”。他揣着方案,心里还揣着股热乎劲——只要省局批了设备,服务点就能动工,农民开春就能用上新机器。
可到了省农机局,热乎劲先凉了半截。秘书是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穿着笔挺的中山装,接过方案扫了两眼,就往抽屉里一塞:“王副局长忙着呢,你先回去等消息。”
林默愣了:“同志,我提前约好的,方案里还有几个细节想跟王副局长汇报——咱们县的水田情况特殊,设备参数得调整,不然运回去用不了。”
秘书抬了抬眼皮,语气里带着点不耐烦:“王局说了,你们县农机技术服务中心资质不足,扛不起这么大的推广项目。方案先压着,等研究再说。”
“资质不足?”林默皱起眉,“我们县去年刚通过省农业厅的技术评估,而且秋收时已经用农机完成了三个乡的收割,怎么会资质不足?”
他想再追问,秘书却站起来,伸手做了个“请”的手势:“王局要开个会,你别在这儿耽误事了。下次来之前,先打个电话确认。”
林默站在走廊里,冷风吹从窗户缝里钻进来,吹得他后颈发僵。走廊里静悄悄的,只有办公室里传来打字机的“哒哒”声。他不甘心,连着三天都往省农机局跑,每次都被秘书拦在门外——第一天说“王局去开会了”,第二天说“王局去考察了”,第三天更直接,秘书连门都没让他进,隔着铁栅栏说“王局没时间见你,你别再来了”。
林默坐在省农机局门口的台阶上,看着来来往往的人,心里犯了嘀咕:审批再严,也不至于连方案都不看一眼;就算资质有问题,至少也该当面说清楚。他掏出兜里的系统面板——这是他穿越过来时带的“金手指”,能调取人物的关联信息,之前帮着查过劣质农机配件的来源,这次实在没辙,只能试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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