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长办公室的第一天，沈墨的访客名单上排了十七个人。第一个进来的是位头发花白的老者，手里抱着一摞泛黄的文件，进门就跪下了。
“沈省长，救命啊！”
沈墨赶紧扶起他：“老师傅，您这是……”
“我是永川钢铁厂的老厂长，姓赵。”老者老泪纵横，“我们厂三千工人，下个月就要下岗了！说是‘去产能’，可我们厂去年还盈利八千万啊！”
沈墨心里一沉。他看过简报：永川钢铁厂确实在“去产能”名单里，理由是“设备老旧、能耗超标”。但他记得那份报告的数据很模糊，只是笼统地说“不符合新标准”。
“赵厂长，您慢慢说。”沈墨倒了杯水，“为什么盈利的厂子要去产能？”
赵厂长把文件摊开在桌上：“您看，这是去年的审计报告——净利润八千三百万，纳税一亿二。这是能耗数据——确实比新标准高12%，但我们在改造啊！投了三个亿的技改项目，下个月就能投产，能耗能降40%！”
他指着文件上的一行小字：“可省工信厅说，不管改不改，只要现在超标，就必须关。我跑遍了所有部门，都说‘这是政策，没办法’。沈省长，三千个家庭啊！您得管管！”
沈墨看着那些数据，眉头越皱越紧。
“您先回去，这件事我会调查。”他送走赵厂长，立即拨通省工信厅厅长的电话，“永川钢铁厂的技改项目，为什么批不下来？”
电话那头支吾半天：“沈省长，这个……是部里的要求。全国一盘棋，超标企业一律关停……”
“但他们在改造啊！三个月就能达标！”
“那也不行。”厅长压低声音，“这是……这是上面的意思。据说有个什么‘绿色转型考核’，咱们省名额有限，只能保重点企业。”
沈墨明白了。不是政策有问题，是执行有问题——有人把“去产能”当成了权力寻租的工具，谁能保下来，谁不能保，全看关系和“表示”。
他挂了电话，看向窗外。楼下，还有十六个访客在等。他不用问都知道，都是类似的问题——传统企业在转型中遇到的“不合理门槛”。
手机震动，是许半夏发来的信息：“墨，查到些东西。永川钢铁厂所在的经开区主任，上个月在海南买了套别墅，两千四百万。钱从哪里来的？”
附了一张房产交易记录的截图。
沈墨回复：“继续查，但要小心。”
然后他按下办公桌上的呼叫铃：“通知所有访客，下午两点，一号会议室，集体座谈。另外，让省工信厅、发改委、国资委一把手全部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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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的座谈会，气氛压抑得像灵堂。
除了上午的赵厂长，还有纺织厂、水泥厂、化工厂等十六家企业的负责人。每个人面前都摆着厚厚的材料，每个人脸上都写着绝望。
省工信厅厅长坐在沈墨旁边，额头冒汗。
“各位，”沈墨开口，“今天请大家来，就一个问题——你们的厂子，到底还能不能救？如果能，需要什么？如果不能，为什么？”
赵厂长第一个站起来：“能救！我们只需要三个月时间完成技改！但厅里不批，说‘去产能指标用完了’！”
纺织厂的女厂长接着说：“我们厂转型做特种纤维，技术是国内领先的。但银行不给贷款，说‘纺织是夕阳产业’。没有资金，研发就停了。”
水泥厂的老板更直接：“我查过了，全省二十七家水泥厂，去年关停的九家里，有六家是正常生产的。反而是三家严重污染、年年亏损的厂子，因为‘有关系’，现在还开着！这公平吗？”
会议室里炸了锅。
沈墨等他们说完，看向工信厅厅长：“李厅长，你怎么解释？”
李厅长擦着汗：“沈省长，去产能是国家政策，我们只是执行……至于具体企业选择，是专家评审组定的，我们厅里只是汇总……”
“专家评审组名单呢？”沈墨问。
“这……这是保密的……”
“现在不保密了。”沈墨转向秘书，“通知评审组所有专家，明天上午九点，到这里现场答辩。他们要当着所有企业主的面，解释为什么选这家不选那家。”
李厅长的脸白了。
散会后，沈墨留下他：“李厅长，我给你一次机会——现在说实话，还能从宽处理。”
李厅长挣扎了很久，终于开口：“评审组……有人收钱了。一家企业五十万到三百万不等，交了钱就能保下来。没交钱的，再好的厂子也得关。”
“谁牵的头？”
“是……是评审组组长，省工业设计院的王副院长。”李厅长声音发抖，“但他说，钱不是他一个人拿，要往上交……”
“交给谁？”
“我不知道。但有一次我听到他打电话，说‘领导放心，这季度三千万已经到账了’。”
沈墨闭上眼睛。又是这样。四十年前的“种子计划”，四十年后的“去产能”。形式变了，本质没变——都是把国家政策当成敛财工具，都是牺牲老百姓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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