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敦唐人街的雨丝带着凉意，福记餐馆的朱漆木门虚掩着，门楣上“福记”二字的金漆已斑驳，墙角的青苔爬满了老砖。福伯推开门，一股混合着酱油香与霉味的气息扑面而来：“福安失踪前把店交给我照看，他说要是有戴梧桐玉佩的姑娘来，就把后院的木盒给她。”
后院的老槐树下摆着个半人高的梨花木盒，盒身雕满了梧桐叶纹路，最中央的叶心是空的——正好能嵌入苏软的梧桐纹玉佩。“这是江南沈氏的‘同心锁’工艺，必须用家族信物才能开启。”苏软将玉佩按进凹槽，只听“咔嗒咔嗒”几声轻响，木盒的顶盖缓缓弹开，露出铺着红绸的内层。
红绸上摆着三样东西：一本线装的《伦敦记事》、一张泛黄的合影、还有一块刻着“忠勤”二字的铜制令牌。合影里，太外公穿着笔挺的中山装，身边站着个穿国民党军装的男人，两人身后是伦敦塔桥；令牌的背面，刻着极小的“沈砚堂”三个字，边缘还留着子弹擦过的凹痕。
“穿军装的是国民党驻英使馆的秘书赵承安，1948年被曝出是地下党，后来牺牲了。”陆星辞快速滑动手机屏幕，调出史料，“我查到1948年的《泰晤士报》副刊，提过‘中国商人沈某协助使馆处理文物’，原来这个‘沈某’就是你太外公。”他指着《伦敦记事》的首页，“你看这里，太外公写着‘入戏需深，方能护宝’。”
《伦敦记事》里的字迹比香港的“香江记事”更潦草，显然是仓促间写下的。1948年3月的记录里写着：“赵兄托我转交‘货物’，以使馆名义运至巴黎，实则为沈氏文物。与魏某（国民党特务）周旋，需装贪利，暂收其‘酬劳’五十英镑，已捐给华人救亡会。”旁边画着个小小的船锚图案，下面标着“多佛尔港”。
“魏某就是魏立群，张啸林在欧洲的靠山，当年负责走私文物到欧洲拍卖。”福伯蹲下身，指着铜令牌上的凹痕，“福安说，这是你太外公为了保护赵承安，替他挡了一枪留下的。魏立群以为沈先生是为钱效力，才放心把文物转运的事交给他。”
正读到1948年5月的“码头交接”记录，院墙外突然传来玻璃破碎的声响，三个穿黑色连帽衫的人翻了进来，为首的人面罩上画着张牙舞爪的青龙——那是张念祖所属黑帮的标志。“把木盒里的东西交出来！”那人举着弹簧刀，刀尖直指苏软，“不然别怪我们对老太太不客气！”
陆星辞立刻将苏软和捧着木盒的陈港生护在身后，江辰从背包里拽出伸缩棍，“我们早就在周围布了暗哨，伦敦警察五分钟内就到！”他话音刚落，巷口就传来警笛声，连帽衫们脸色一变，为首的人突然扑向木盒，想抢走《伦敦记事》。
“休想！”陈港生侧身一躲，将木盒塞进苏软怀里，自己攥住那人的手腕，一个过肩摔将其按在地上。另外两人想上前帮忙，却被赶来的伦敦警察堵住，手铐“咔嚓”锁上的声响，让雨巷里的紧张气息消散了大半。为首的人被押走前，突然嘶吼：“你们斗不过‘先生’的！他已经拿到沈氏文物的清单了！”
“‘先生’是谁？”苏软追问，那人却被警察捂住嘴，只留下个阴狠的眼神。福伯脸色凝重：“这是欧洲文物走私集团的代号，听说首领是个华人，背景极深，张念祖只是他的小喽啰。福安就是查到‘先生’的线索，才被人盯上的。”他从怀里掏出个布包，“这是福安留给你的，说‘先生’要的是‘沈氏孤本’。”
布包里是半张泛黄的宣纸，上面用毛笔写着“《沈氏文物总目》孤本，藏于巴黎卢浮宫旁‘墨韵轩’”，字迹是福安的，旁边画着个和太外公笔记本里一样的杏仁酥图案。“墨韵轩是当年沈曼卿女士在巴黎开的字画店，现在改成了华人书店。”陆星辞立刻订了去巴黎的高铁票，“我们必须赶在‘先生’前面找到孤本。”
离开福记前，苏软在老槐树的树洞里发现了一个铁皮盒，里面是太外公1948年的护照和一张汇款单。护照上的签证记录显示，他当年往返伦敦与巴黎五次；汇款单的收款人是“巴黎华人孤儿院”，汇款人签名是“梧桐”，金额正是魏立群给的“酬劳”。“太外公从来没拿过不义之财。”苏软握紧护照，指腹抚过照片上年轻的眉眼。
伦敦华人社团为他们举办了小型的饯行宴，席间一位88岁的吴奶奶颤巍巍地拿出个铝制饭盒：“这是沈先生当年给我的杏仁酥模具，他说‘甜品要暖，人心要正’。1947年我丈夫牺牲，是他每天送杏仁酥到孤儿院，还帮我找了工作。”模具上刻着个小小的“吴”字，和南京林伯年的模具纹路如出一辙。
“太外公在欧洲的每一步，都是在伪装。”苏软将吴奶奶的模具和自己的梧桐模具摆在一起，“他用‘贪利’骗魏立群，用‘合作’护赵承安，用‘甜品’帮同胞。”陆星辞补充道：“我联系了巴黎的华人社团，他们说墨韵轩的现任老板姓沈，是沈曼卿女士的远房侄孙，我们拿着莲花徽章去，他会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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