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工会不相信，”托马斯说，“Mekatech在背后煽风点火，他们在小册子里说，中国企业的技术会‘把工人变成机器的附属品’。这种话很容易煽动情绪。”
更麻烦的是，德国明年要大选，劳工权益是敏感话题。当地政客为了选票，也表态支持工会的诉求。
“工厂管理层压力很大，”托马斯说，“他们私下跟我说，项目可能要暂停，等‘社会共识’形成后再推进。但这个‘社会共识’什么时候能形成？可能是半年，也可能是一年。”
陈念意识到，这是比专利诉讼更难应对的挑战。专利有黑白分明的法律条文，可劳工问题涉及文化、价值观、社会情绪，没有标准答案。
“施密特律师怎么说？”
“他说这在德国很常见，外资企业经常遇到，”托马斯说，“建议我们做三件事：第一，公开所有技术细节，证明系统不监测工人；第二，与工会直接对话，听取诉求；第三，承诺提供转岗培训，确保没有工人因为数字化失业。”
“这些我们都能做到，”陈念说，“但需要时间。问题是，工厂等得起吗？”
“等不起，”托马斯摇头，“他们的竞争对手已经在推进数字化了。如果拖半年，市场地位可能不保。”
陈念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我飞一趟斯图加特，直接和工会对话。”
“陈总，这有风险，”王晓东劝阻，“如果对话失败，可能让局面更糟。而且您是中国人，在德国劳工问题上发声，容易引发民族情绪。”
“但如果不发声，局面不会自动变好，”陈念说，“我不是去辩论，是去倾听。工人们真正担心的是什么？是失业，是隐私，还是对新技术的不了解？只有听懂了，才能找到解决办法。”
十一月下旬，陈念飞抵斯图加特。他没有住酒店，而是住进了工厂附近的一家小旅馆。第二天一早，他穿上工装，在没有事先通知的情况下，走进了工厂的食堂。
工人们正在吃早餐，看到这个东方面孔，都投来好奇的目光。
陈念用德语说：“大家好，我是未来资本的陈念。我知道大家对数字化项目有担忧，我想听听你们的真实想法。”
起初没人说话。一个老工人打量了他半天：“你就是那个要给我们装监控系统的中国人？”
“不是监控系统，是设备健康管理系统，”陈念走到他面前坐下，“它只监测机器的振动、温度、电流，不监测人。如果您允许，我可以详细解释它是怎么工作的。”
老工人将信将疑。陈念拿出平板电脑，调出系统界面，用最简单的语言解释每个传感器的作用，每一条数据是怎么产生的，最终用来做什么。
渐渐地，围过来的工人越来越多。陈念讲了半个小时，然后说：“现在，我想听听你们的担心。请告诉我，你们真正害怕的是什么？”
一个中年女工说：“我在这家工厂干了二十年，操作那台铣床十五年。如果换了新系统，会不会认为我太老了，学不会新东西？”
一个年轻工人说：“我听说数字化后，一个人可以管五台机器，那是不是要裁掉四个人？”
还有一个技术工人担心：“如果所有数据都传到云端，我的经验还有价值吗？会不会随便来个年轻人，看看数据就知道怎么修机器了？”
陈念认真听完每一个问题，一一记录。最后他说：“谢谢大家的坦诚。我承诺三件事：第一，系统安装后，工厂不会因为数字化裁减任何员工；第二，我们会提供免费培训，让每位工人都能掌握新技能；第三，老师傅的经验不会被取代，系统会学习你们的经验，变成‘数字老师傅’，帮助新工人更快成长。”
“你说话算数吗？”老工人问。
“我们可以把这些承诺写进合同，”陈念说，“如果违反，工厂可以起诉我们。”
当天下午，陈念与工会代表正式会谈。他带去了工人们的真实担忧，也带去了自己的承诺。
工会主席是个务实的人：“陈先生，您今天在食堂的表现，我们看到了。您愿意直接面对工人，这比其他公司的高管强。但口说无凭，我们需要书面承诺。”
“我已经起草了，”陈念递过文件，“除了刚才的三点，我还建议成立‘数字化转型联合委员会’，工会代表、工厂管理层、我们技术人员三方共同参与，每个月的进展都透明公开。”
工会主席看完文件，表情缓和了：“如果真能这样，我们可以支持。但我们要派代表参与技术方案设计，确保工人的需求被考虑。”
“欢迎，”陈念说，“最好的技术，应该是让人工作得更轻松、更有尊严的技术，而不是相反。”
三天后，工会宣布暂停罢工，同意项目在满足条件的前提下继续推进。德国媒体对此进行了报道，标题是《中国企业家用倾听化解德国工会危机》。
四、数据安全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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