兖州，东郡，濮阳县。
这个位于黄河之滨的县城，在张纮赴任之前，已经连续三年在郡里考评为“下下等”。
去年腊月，当吏部的任命文书送到张纮手中时，他的恩师、太学博士郑玄只说了八个字：“濮阳积弊，如病入膏肓。”
张纮当时二十九岁，去岁新科进士，二甲第七名。按新政，新科进士大多先入富庶县份任职，直接授县令。但是濮阳这样的“硬骨头”，实属罕见。
“这是陛下新政的试点。”吏部侍郎亲自找他谈话，“濮阳县，旧胥吏把持县政，豪强欺压乡里，匪盗横行，民生凋敝。朝廷派过三任县令，两任称病请辞，一任被诬告罢免。张纮，你敢不敢去？”
张纮沉默片刻，躬身道：“臣，愿往。”
他不是不知深浅的书呆子。他是吴郡人，家族虽不算大富大贵，也是诗礼传家。赴京赶考前，父亲曾叮嘱：“为官之道，首在知难。不知难而进，是为莽撞；知难而退，是为懦夫。”
他选择知难而进。
今年正月十六，张纮轻车简从，抵达濮阳县。
没有迎接的仪仗，没有拜会的乡绅。县衙门口，两个老胥吏靠在石狮子上晒太阳，见他来了，懒洋洋地问：“找谁？”
“本官新任县令张纮。”
两个胥吏对视一眼，这才慢吞吞站起来，敷衍地拱手：“哦……张县令啊。县丞大人病了，主簿去乡下了，典史……不知道去哪儿了。您先请进？”
张纮心中冷笑，面上不动声色：“带路。”
走进县衙，他的心沉了下去。
大堂上，公案积满灰尘，惊堂木不知去向。两侧“肃静”“回避”的牌子东倒西歪。后堂更是荒芜，杂草丛生，窗纸破烂，风一吹，呜呜作响。
“县衙多久没升堂了？”他问。
胥吏甲赔笑：“这个……前年王县令在时升过两次。后来……就没升过了。”
“刑狱呢？谁管？”
“典史偶尔看看。不过……也没什么犯人，都……”胥吏乙眼神闪烁。
张纮不再问。他知道问不出什么。
接下来的三天，他换上便服，在县城内外微服私访。
所见所闻，触目惊心。
城西“惠民市”，本该是公平交易之所，却被以“郑老虎”为首的市霸把持。商户要摆摊，先交“摊位费”；交易成了，要抽“佣金”；不交？摊子给你掀了，人打残。
城东码头，黄河渡口的摆渡权，被县尉的小舅子垄断。渡资随意涨，从原来的每人十钱，涨到三十钱。有老农带鸡鸭过河，被索要五十钱，争执起来，鸡鸭被扔进黄河。
乡下更甚。张纮走访三个乡，听到的都是同一个名字：“赵半县”——本县最大的地主赵德昌，据说拥有全县四成田地。佃租高达六成，还放高利贷，利滚利，多少人家破人亡。
而最让他心寒的，是百姓的眼神。
麻木，空洞，畏惧。看到生人，立刻低头绕行；问话，要么摇头，要么只说“好，都好”；提起县衙，眼神里尽是嘲讽与不信。
第三日傍晚，张纮回到县衙后堂——那是他临时收拾出来的一间小屋。
油灯下，他铺开纸笔，写下赴任后的第一篇日记：
“正月十九，濮阳。
此地之弊，非一朝一夕。胥吏惰，豪强横，百姓苦。
昔读圣贤书，尝言‘牧民之道’。今观之，此非牧羊，乃虎狼牧羊也。
新政虽好，然至此地，如明珠投暗，恐难生辉。
然既来之，当战之。
明日，升堂。”
正月二十，辰时正刻。
濮阳县衙门口，一面尘封多年的鼓，被张纮亲手敲响。
“咚——咚——咚——”
鼓声沉闷，却传得很远。街坊邻里探头探脑，不敢相信——县衙的鼓，居然响了？
更让他们惊讶的是，县衙门口贴出了告示：
“新任县令张纮，于今日巳时正升堂理政。
凡有冤情、陈情、建言者，皆可至堂前。
另：县衙胥吏、衙役，限巳时前至衙点卯，违者以渎职论处。
——濮阳县衙，正月二十”
告示是张纮亲手写的，字迹刚劲有力。
辰时三刻，胥吏、衙役们陆陆续续来了。有的睡眼惺忪，有的面带讥笑，有的干脆没来——比如典史、主簿。
张纮站在大堂台阶上，看着下面稀稀拉拉的二十多人。县衙编制该有六十三人，来了一半不到。
“点名。”他平静地说。
旁边临时找来的书童——是他在街上遇到的一个识字少年，叫杨小二——展开名册，开始点名。
“赵典史？”
“告病。”
“钱主簿？”
“下乡了。”
“孙捕头？”
“……”
点到一半，该来的没来，来的也站得歪歪斜斜。
张纮等点完名，才开口：“本官张纮，新任县令。今日第一件事：整顿衙务。”
他拿出吏部给的权限文书：“按朝廷新政，县令有权对本县所有胥吏、衙役进行考核。考核不合格者，可即时革退，无需上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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