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的天气说变就变，前几天还烈日炎炎，一场秋雨过后，气温骤降，湿冷的空气无孔不入。谢知衡起初并没太在意，出工时没怎么添衣。
没想到当天晚上就开始发起低烧，头痛欲裂，喉咙也肿痛起来。
她没有声张，抓了几把草药吃，想着熬一熬就过去了。但第二天早上，同屋的女知青田雨青发现她脸色潮红，呼吸沉重，叫都叫不醒，一摸额头，烫得吓人，顿时慌了神。
谢知衡坚持认为自己的方子没问题，应该是身体太虚了，连药都承受不住，直接发起了高烧。
消息不知怎么传了出去。最先来的是住在附近的春梅嫂。她端着一碗滚烫的姜汤，还煎了个荷包蛋，小心翼翼地放在谢知衡床头。
“谢同志，快，趁热喝了，发发汗。”
接着，生产队的一位副队长，一个话不多但办事稳妥的中年汉子，也过来了。
他看了看情况，对田雨青说：“田同志，你照顾一下谢同志。我去跟队里说，给她请假。”
他又转向谢知衡，“病了就好好休息，工分的事不用担心，身体要紧。”
更让谢知衡意外的是，没过多久，村里的赤脚医生就带着难得的阿司匹林来了。
谢知衡早些带来的止疼退热药早都用完了。这次，温热的液体裹挟着药片顺着喉咙滑下，温暖了冰冷的四肢。
她闭上眼，没有力气说话。
这场病来得快，去得也快。在姜汤、药片和充分休息的作用下，谢知衡两三天后就基本恢复了。
病愈后，她依旧沉默寡言，但开始更仔细地观察村里的土地状况。
她看到因为长期单一耕作、肥力不足而日益贫瘠的土壤，看到村民们面对不高产量时的无奈和焦虑。她想起自己看过的关于豆科植物固氮作用的文献。
她想做点什么。
然而，当她精心准备了资料和方案，在队委会上向生产队长郑德发和村支书刀福荣提出豆科轮作试点计划时，却遇到了意想不到的阻力。
郑队长叼着旱烟，听着谢知衡条理清晰的陈述，眉头紧锁，半晌没说话。他本质上是个保守的农民，相信祖辈传下来的经验，对谢知衡这些听起来洋气的新法子，始终抱着将信将疑的态度。虽然堆肥和猪崽的事证明了她的能力，但动到耕种模式这种根本性的事情上，他还是犹豫。
而村支书刀福荣，一个四十多岁、面色黝黑、眼神精明的本地干部，在谢知衡说完后，直接摆了摆手，打着官腔：
“小谢同志啊，你的想法是好的，为集体考虑嘛。但是呢，这个事情没有先例啊！芒卡坝祖祖辈辈都是这么种地的，突然要改，群众的思想工作怎么做？万一失败了，影响了粮食产量，这个责任谁来负？上级的指标完不成，谁担得起？”
他顿了顿，端起搪瓷缸子喝了口水，继续道：“而且，豆科作物？那东西产量低，不当饭吃！费时费力种出来，划不来嘛！我们现在的主要任务，是狠抓粮食生产，确保完成国家征购任务！不能想一出是一出，搞些花里胡哨的东西。”
谢知衡试图解释豆科作物固氮的长期效益和对土壤的改良作用，以及豆类本身的经济和食用价值。
但刀福荣显然不耐烦听这些，他打断她：“小谢同志，你是知识分子，有文化，我尊重你。但种地这件事，还是要尊重我们本地老农民的经验嘛！你就安心搞好你的养猪、堆肥，那些也是为生产做贡献嘛！土地耕种的事情，队里有统筹安排，你就不要操心了。”
一番冠冕堂皇的话，直接把谢知衡的建议打了回来。
会议不欢而散。
谢知衡走出队部办公室，看着远处层叠的青山，胸口像是堵了一团棉花，闷得发慌。
她很清楚，刀福荣反对，绝不仅仅是因为保守或者怕担责任。更深层的原因，是她这个外来知青的声望和影响力，隐隐威胁到了他这个本土书记的权威。她提出的方案越有效，越得到村民认可，就越显得他这个书记无能或者不作为。他是在借题发挥，打压她，巩固自己的地位。
这种因狭隘和地方保护主义带来的阻力，比技术上的困难更让人感到无力和烦躁。
贺斯年最终还是鼓足勇气，在一个收工后的傍晚，找到了正在河边清洗农具的谢知衡。
夕阳的余晖将河水染成金红色，谢知衡蹲在河边的青石上，侧影被勾勒出一圈柔和的光边，但她的眉头却微微蹙着，显然心事重重。
“谢……谢知衡同志。”贺斯年走到她身后，声音有些紧张。
谢知衡回过头，看到是他，眼神里掠过一丝疑惑，随即恢复平静：“有事？”
“我……我是贺斯年。”他深吸一口气，自我介绍，“我们以前是高中同学，大学也是校友……可能你不记得了。”他的声音越说越低。
谢知衡看着他，仔细在记忆中搜寻了片刻，不知道想起来没有，最后点了点头：“你也来芒卡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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