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洋的海风，裹挟着咸腥与刺骨的寒意，无情地抽打着海参崴空旷的码头。
曾经桅杆林立、人声鼎沸的港湾，如今只剩下死寂。
巨大的仓库如同被遗弃的钢铁巨兽，沉默地匍匐着，几艘未来得及撤离或被遗弃的小船，在灰暗的海面上随波起伏，更添几分凄凉。
远处，象征着胜利的赤龙军旗帜，在要塞塔楼的顶端孤独地飘扬，旗杆下站岗的战士身影，在辽阔的背景下渺小如蚁。
郑海龙站在高处，身后是政委托洛茨基和赵世辰，眼前这壮阔却死寂的金角湾景象，像一块沉重的寒冰，压在他的心头。海浪单调地拍打着岸壁，那空洞的回响，仿佛在嘲笑着众人刚刚夺取的这片广袤土地的“胜利”。
“走了多少？”郑海龙有些烦躁的问道，声音被海风撕扯得有些变形。
托洛茨基镜片后的目光扫过手中的报告，犹豫了一下，吐出一个模糊的数字：“一小半，差不多……6000人吧。”
郑海龙盘膝坐下，无意识地用皮手套抽打着手掌，发出沉闷的啪啪声，“你说，我是不是就不该答应随意去留？一群华裔，非得跟着跑回那个风雨飘摇的沙俄？彼得二世那股子邪火正愁没地方发呢！这不妥妥是去送菜吗？” 无力感混杂着不解，啃噬着他的神经，一万多华裔，竟随着沙俄人撤了大半！这超出了他的预料，崇洋媚外人员的比例比未来多了足足两成。
“人各有志兮何可思量，你不能替别人做决断，如果他们铁了心要走，你拦不住的。”托洛茨基拍了拍郑海龙的肩膀，试图宽慰一下。
“少拽文，就说‘人各有志’得了，不要引用的那么全，搞得你像个老学究似的。走就走吧，这样现在龙国有华裔百姓三万两千五百人……”郑海龙摆摆手，打断他文绉绉的引述，强迫自己冷静下来计算家底，“赤龙军，基本是我们的铁杆簇拥，现在有……差不多两万……”
两万……这个数字在他空旷的脑海中回荡，显得如此微不足道，“两万人……撒在从乌拉尔山到太平洋，从北冰洋到外兴安岭的广袤土地上……均分到一个城市据点，连四百人都凑不够！这四百人要做什么？守城、巡逻、看管堆积如山的仓库工厂、维持基本秩序、防备暗处射来的冷枪……还要想着怎么让这些空荡荡、死气沉沉的地方活起来？” 每一项任务都像一座山，压得人喘不过气。
他转过身，疲惫和深重的焦虑刻在脸上，比平日的“苦瓜脸”更冷硬几分。托洛茨基的眼神同样凝重，赵世辰则眉头紧锁，手指快速翻动着手中那厚厚一摞刚汇总的接收报告，仿佛想从纸页里榨出解决办法。
“海龙同志，困境远不止人手奇缺。”托洛茨基推了推眼镜，声音低沉，“人员成分之复杂，也远超预期，魏巍同志从河口救回来的那批人，一万余人，虽然忠诚度没什么问题，但是管理和知识上欠缺的太多了，他们大部分都是平民百姓，不是基层官吏，更不懂如何组织生产、管理民政。咱的赤龙军战士更不用说了，一个个的杀胚，他们的战场在荒野和据点，不在城市和乡村的日常琐碎里。”
他顿了顿，加重语气：“真正留在西伯利亚的本地人，成分更是鱼龙混杂。自愿投诚的，如共青城的安德烈团队，三百多名技术工人和工程师，他们是宝贝，但凤毛麟角。更多的，是沙俄时代被流放至此的政治犯、刑事犯、破产农民及其后代！他们对沙俄毫无忠诚，但也习惯了混乱与在边缘挣扎求生。对新政权？既无归属感，也无敬畏，只求活命。这种人，极易被煽动，或干脆自己就沦为破坏者。”
看着郑海龙越来越紧的眉头，托洛茨基摇了摇头，继续道：“还有那些世代居住于此的通古斯人、布里亚特人、雅库特人、鄂温克人……他们对沙俄的压迫深恶痛绝，对我们的到来持观望甚至有限度的欢迎。但语言不通！习俗迥异！如何将他们有效纳入我们的管理体系？他们习惯的是部落、氏族的长老议事，不是城市管理和冰冷的法律法规。”
“语言是最大的拦路虎！”赵世辰接口道，语气里充满了无奈和无力感，“龙国官方语言定为汉语，这个我也赞同。可是，我们哪里去找那么多教师？识字的人手都缺！现在，在赤塔、在新西伯利亚、在哈巴罗夫斯克……我们的战士、基层人员，和绝大多数留下来的居民，完全无法沟通！命令靠比划手势，宣传靠画简陋的图画，效率低下到令人发指，误解更是层出不穷！”
托洛茨基沉重地补充：“更可怕的是，沙俄潜伏的势力、心怀不满的旧贵族、甚至只是单纯的投机者和亡命徒，正在利用这种语言隔阂和信息不对称，疯狂地散布谣言，挑拨离间，组织小规模的破坏、纵火和盗窃！我们人手本就捉襟见肘，现在还要分神去应对这些无处不在、防不胜防的小麻烦……同志们疲于奔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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