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尔尼戈夫市郊，苏联空军第XXXX航空团的驻地，高墙耸立，岗哨森严。
与城内萧条混乱的景象相比，这里依然保持着一种刻板的秩序感，只是围墙上的标语油漆和铁丝网都透着一股被时光遗忘的陈旧气息。
江辰的“技术创意征集”虽然巧妙且收获颇丰，但随着一批批电子产品和美元现金的流入，终究在封闭的小城里引起了细微涟漪。
嗅觉灵敏的各方势力——无论是本地新崛起的“巴维尔兄弟会”，还是可能潜伏的、对航空技术感兴趣的西方代理人——都开始若有若无地向工厂和江辰的临时落脚点投来探寻的目光。
米哈伊尔副厂长在一次秘密会面中也忧心忡忡地暗示，厂内并非铁板一块，有人对他们的“私下交易”颇有微词，甚至可能向更高层或别的势力通风报信。
继续在灰色地带玩智力游戏的风险正指数级上升。
江辰当机立断，转换策略，回归更直接、也更能对抗不确定性的力量——军队。
他手里还有一张不算王牌，但或许能敲开一扇门的牌：与西伯利亚彼得罗夫将军建立的“友谊”和贸易关系。
虽然彼得罗夫是陆军，且远在西伯利亚，但苏军体系内，尤其是高级军官之间，总有一些盘根错节的联系、校友网络或旧日情谊。
更重要的是，他江辰是一个“曾经与苏军合作过、并为军队带来过实惠”的外国人，这个身份比纯粹的陌生商人或可疑的技术贩子要有分量得多。
目标选定为驻扎在切尔尼戈夫郊外的这个航空团。
该团历史上曾担负过为切尔尼戈夫厂试飞新机、江辰心心念念的图160就在这里，作为远东的战略目标，也与工厂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团长或政委，很可能是了解工厂技术价值、并对当前混乱局面有切身感受的关键人物。
这一次，江辰没有通过中间人，而是让陈卫国和小赵做好了最周全的安全准备后，亲自驱车前往军营。
在警戒线外，他向执勤哨兵递交了一份事先准备好的、措辞谨慎的信函。
信函以英文和俄文双语书写，抬头发给“航空团指挥官同志”，落款是“香港远东工业集团董事长江辰”。
内容简明扼要：提及曾与西伯利亚军区彼得罗夫·伊万·伊万诺维奇将军在“增进相互了解与经济合作”方面有过良好互动；
表达了对苏联航空工业成就的敬意；
说明自己目前在切尔尼戈夫进行民用电子产品的市场调研与技术交流；
听闻贵部与本地优秀航空制造企业渊源深厚，本着友好交流的精神，希望能拜会指挥官同志，探讨在非涉密技术领域（如模拟训练设备升级、后勤管理电子化等）进行民用商业合作的可能性。
随信附上了一份精致的“远东工业集团”产品目录册（主要是液晶显示器和电脑，刻意淡化军事色彩）以及……两瓶包装精美的中国茅台酒和几条中华香烟作为“表达敬意的小礼物”。
哨兵疑惑地打量着眼前这三个气质迥异的东方人（江辰的沉稳、陈卫国的精干、小赵的机敏），但还是按照规定将信函和礼物送入营内。
等待的时间漫长而充满不确定性。
江辰站在车外，感受着军营肃杀的氛围，脑海中飞速推演着各种可能性：
被拒之门外、被礼貌敷衍、被盘查扣押、或者……最理想的，得到一次会谈机会。
约一个小时后，一名少尉军官走了出来，态度不算热情，但保持了基本的礼节：
“江先生，团长同志原则上同意与您进行简短会面，但请注意，会谈内容仅限于一般性商业交流，且有时间限制。
请随我来，您的随行人员请在接待室等候。”
江辰心中一松，知道第一步成功了。
他示意陈卫国和小赵留下，自己整理了一下西装，跟随少尉走进了军营。
航空团团长是一位名叫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科尔舒诺夫的上校，四十多岁，身材保持得很好，脸上带着军人特有的坚毅线条，但眉宇间也有一丝难以掩饰的疲惫。
他的办公室朴素而整洁，墙上挂着苏联空军徽章和几张老旧的黑白战机照片。
“江先生，请坐。”科尔舒诺夫上校没有过多的寒暄，目光锐利地审视着江辰，“您的来信提到了彼得罗夫将军。
我认识他，在很多年前的联合演习中。他是一个……意志坚定的人。您和他，真的有合作？”
“是的，上校同志。”江辰用熟练的俄语回答，态度不卑不亢，“主要是民用物资交换和一些工业设备方面的咨询合作。彼得罗夫将军非常关心部下的福祉和地区的稳定发展。”
他刻意突出了“民用”和“福祉”，并适时递上了与彼得罗夫合影的照片副本（当然是经过处理的、看不出具体地点和背景的版本）以及彼得罗夫亲笔签名（真假难辨但足够唬人）的合作意向书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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