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名普通的公司职员，在一家外贸公司做了五年的跟单员。
生活平淡得像一杯白开水，每天重复着家到公司两点一线的生活。直到那个周一的早晨，一切都变了。
那天我像往常一样，八点四十分挤进电梯，刷完卡刚好八点五十五分。走到工位前，我发现桌上放着一个快递文件袋，没有寄件人信息，收件人写着我的名字——林晓。
“这是谁放这儿的？”我问邻座的王姐。
王姐头也不抬地整理着报表：“早上我来的时候就看见了，可能是行政部发的吧。”
我拆开文件袋，里面只有一部老式的诺基亚手机，黑色外壳，屏幕很小，连摄像头都没有。我按了下开机键，屏幕亮起，显示电量满格。
“这年头还有人用这种古董机？”对面的小李探过头来，“该不会是前女友送的吧？”
我笑笑，把手机塞进抽屉。现在的工作手机是公司配的智能机，这种老式手机对我来说毫无用处。
一整天我都在忙着手头的订单，完全忘记了这部手机的存在。晚上加班到九点，我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到租住的公寓。刚倒在沙发上，包里传来一阵刺耳的铃声。
不是我的手机铃声。我愣了几秒，才想起早上收到的那部诺基亚。
翻出手机，屏幕上显示“未知号码”。我犹豫了一下，还是按下了接听键。
“喂？”
电话那头只有滋滋的电流声，持续了大概十秒，然后被挂断了。
“恶作剧吧。”我把手机扔回包里，没太在意。
接下来的三天，这部手机每天都会在晚上九点准时响起。每次接起来都是电流声，然后挂断。我开始觉得不对劲，想要关机，却发现这部手机根本没有关机选项。
周五晚上，我约了朋友在酒吧小聚。九点整，铃声又响了。
“又来了。”我对朋友杨明说，“每天这个时候，雷打不动。”
杨明好奇地拿过手机：“古董啊，我看看。”
他刚按下接听键，脸色突然变了。
“怎么了？”我问。
“你听不见吗？”杨明把手机递给我，“有个女人在哭。”
我接过手机贴在耳边，还是只有电流声。
“你幻听了吧？”我笑着说，“只有杂音啊。”
杨明的表情很严肃：“不，我听得很清楚，是个年轻女人在哭，还在说什么...救命？”
当晚回到家，我越想越觉得蹊跷。为什么杨明能听到不同的声音？我决定下次来电时录音。
周六晚上九点，我提前准备好录音设备。铃声准时响起，我同时按下接听键和录音键。
这次，我终于听到了杨明说的声音。一个女人的抽泣声，断断续续地说：“救...我...”
通话结束后，我立即回放录音。令人毛骨悚然的是，录音里只有电流声，根本没有女人的哭声。
周一上班时，我特意去找了行政部，询问是否发放过这部手机。行政主管查了记录，肯定地说没有。
“而且公司也不会发这种老式手机给员工。”她补充道。
回到工位，我仔细端详这部诺基亚。它看起来很旧，键盘上的数字已经磨损，但屏幕却很干净，像是被人精心保养过。
我打开通讯录，里面只有一个联系人，名字是“小雅”。没有号码，只有这个名字。
接下来的几天，来电内容开始发生变化。女人的哭声变成了断断续续的叙述：
“他们在找我...”
“地下室好冷...”
“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每次通话都不超过三十秒，但内容越来越令人不安。
周三晚上，我忍不住拨通了“小雅”的号码。令人意外的是，电话接通了。
“你终于打来了。”一个年轻女人的声音，听起来很虚弱。
“你是谁？为什么每天给我打电话？”
“帮我...”她的声音带着哭腔，“我在阳光大厦的地下室...快来...”
电话突然断线。我回拨过去，提示号码是空号。
阳光大厦是城西一栋废弃的写字楼，据说已经闲置了十年。为什么要我去那里？
我把这件事告诉了杨明，他坚持要陪我一起去看看。
周六下午，我们来到了阳光大厦。大楼被围墙封住，正门上了锁。我们绕到后门，发现一扇破旧的铁门虚掩着。
地下室阴冷潮湿，弥漫着霉味。我们借着手电筒的光线往里走，发现里面堆满了废弃的办公家具。
在角落的一个隔间里，杨明突然惊叫一声：“晓哥，你看！”
地上散落着女性的衣物和一个背包。背包里有身份证、钱包和一部智能手机。身份证上的女孩叫苏雅，21岁，地址是邻市。
“小雅...”我喃喃道。原来通讯录里的名字是她。
我们立即报警。警察赶到后，在地下室的一个储物柜里找到了苏雅的尸体。法医初步判断死亡时间在一周左右。
“你们是怎么找到这里的？”负责案件的张警官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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