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沫沫第一次觉得那栋房子不对劲，是在她嫁到槟城的第三个月。
房子在乔治市郊外一个叫阿依淡的地方,不算偏僻,出了巷口就是车流不断的马路。可这栋两层楼的旧宅子被夹在两栋更高的排屋中间,像一本被竖着塞进书架的书,四面都不透光。前院种着一棵硕大的芒果树,枝叶浓密得把整栋房子的正面遮了大半,即使是大白天,屋里也昏暗得像傍晚。陈沫沫提着行李箱站在门口的时候,婆婆从屋里走出来,上下打量了她一眼,说了一句她这辈子都忘不掉的话。
婆婆说的是潮州话,她听不懂。
嫁到马来西亚这件事,说起来像一桩三流电视剧的剧情。她老家在福建福清,镇上一个远房表姨在槟城开咖啡店,某天发来一张照片,照片上是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浓眉大眼,穿着格子衬衫,站在一间五金店门口。表姨说,这男的姓林,叫林德财,槟城人,做五金生意的,老婆死了好几年了,想找个伴。陈沫沫那年三十二,在福州一家服装厂当质检员,月薪四千出头,没房没车没存款,谈了三次恋爱三次被甩。她盯着那张照片看了半天,觉得这个男人不算好看,但至少不丑。微信加了,断断续续聊了几个月,她飞过去见了一面,在一间潮州菜馆吃了一顿饭,他说“你嫁过来吧,我会对你好”,她说“好”。就这样。
婚礼是在槟城一间福建会馆办的,不大,摆了六七桌,来的都是林德财的亲戚朋友。陈沫沫没有娘家人出席,给她递戒指的是表姨。签了字,敬了酒,拍了照,她就成了林太太。新婚夜,林德财喝了不少,躺在床上鼾声如雷。陈沫沫坐在陌生的床边,听着窗外偶尔传来的摩托车声,心想这辈子就这样了,也挺好的,至少有个家了。
可这个家,从第一天起就让她觉得不对劲。
白天林德财去店里,陈沫沫一个人在家收拾屋子。这栋房子太老了,墙壁上刷了不知道多少层的漆,有的地方鼓起了泡,按下去软绵绵的。楼梯下面的储物间用铁链锁着,生了锈的挂锁,一看就是很久没开过。她问林德财里面堆了什么东西,林德财说旧家具,乱七八糟的,不用管。
在马来西亚住了将近三个月,陈沫沫大致搞清楚了这家人的情况。林德财的父母住在底楼后面那间卧室,老太太七十五,老头七十八,都还硬朗,就是不太理她。吃饭的时候四个人坐一张桌子,公婆用潮州话聊天,偶尔蹦出几个她还能蒙的闽南语词汇,大部分她根本听不明白。
林德财白天出门,呆子才在家里做五金生意饿死。陈沫沫渐渐发现了一件怪事——隔壁那间房门,二楼走廊尽头,常年上锁。
她问过林德财,那间房是干什么的。
“以前是我妹妹住的。”他当时正在换衣服,背对着她,声音闷闷的。
“你妹妹?她不住了吗?”
“嫁人了。”
林德财没再多说,陈沫沫也没多问。可那个房间,每到深夜,总是会发出声音。很轻,很细,像是有人在地板上走动。不是那种年久失修的老房子自己发出的咯吱声,是那种有规律的、像脚步一样从这头走到那头,再从那头走回这头的声音。她从没听见过开门或关门,那个声音总是在凌晨一两点开始,持续大约一个小时,然后戛然而止。她跟林德财说过,他说是老鼠,陈沫沫没再争了。
某个下午,林德财去送货,公婆在楼下睡午觉。陈沫沫上了二楼,站在那扇上锁的房门前,从门缝往里看了一眼。
门缝很窄,她使劲凑过去,眼睛贴着门框边缘的缝隙。
黑暗中,她隐约看见了墙角堆着几个纸箱子,纸箱子上蒙着一层厚厚的灰。箱子上方挂着一件大红色的东西,吊在空中,轻微的晃动。她眯着眼使劲辨认,那件东西在黑暗中隐约可见的轮廓是一套红裙——裙摆很长,几乎拖到地面,领口的盘扣在微光中折射出暗淡的光泽。那是一件嫁衣,崭新的,红得刺目。
这间上锁的房间里,住着一个年轻的、穿着大红色嫁衣的女人的亡魂。
陈沫沫是后来才知道这个名字的。
村里有个姓周的阿婆,七十多岁,住在隔壁巷子里,养了一院子猫。陈沫沫有一次去问她借铲子挖土种辣椒,周阿婆拉着她说了三个小时的话。周阿婆的潮州话她能听懂大半,因为阿婆会特意放慢语速,一个字一个字地往外蹦,像小学老师给学生逐句讲解。
“林德财以前的老婆,死了十几年了。”
陈沫沫说她知道,林德财告诉过她。
周阿婆看看她,又叹一口气,说她说的不是那一个,是另一个。
“德财有个妹妹,叫林德娴,比他小两岁。”周阿婆说,“那个女生长得很漂亮,高挑,白净,在槟城一间律师楼做文员。后来她交了一个男朋友,马来人,马来名字叫伊万,在北海那边一家船厂做工。”
陈沫沫愣了一下。“马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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