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阿婆点了头,又用那双浑浊的老眼看着陈沫沫:“林家是大户,福建人,从你公公那辈就来的南洋,最讨厌跟马来人通婚。”
故事的结局不难猜到。林家坚决不同意,把林德娴关在家里不让出门,手机没收了,连窗户都用铁条焊死了。有一天夜里,林德娴趁着全家人都睡着了,从二楼那个房间的窗户爬了出去。
她穿着那件她偷偷买回来的红嫁衣。
“那件衣服她自己买的,放在柜子里藏了几个月,就等着这一天。她打算跟那个马来人私奔,回他的乡下老家去。”周阿婆说到这里,停下来咳嗽了好一阵。陈沫沫拍着她的背,等了很久,没有催。
“可她没有跑出去。从窗户翻下去的时候,脚卡在窗台下边那些铁条缝里,人挂在那里了。那扇窗户离地面不低,下面是水泥地,她头朝下摔下去,还没到天亮就没了。”
陈沫沫的手不自觉地抓紧了裤腿。
“那天晚上她穿着那件红嫁衣,窗户是开的,人就挂在窗户外边,那件红衣服在风里吹了一夜。林家的人第二天早上才发现。从那以后,那间房就锁了,再也没人进去过。”
“那……那位马来人呢?”陈沫沫问。
“没人知道。可能跑了。林家那时候放话说要找他的麻烦,后来也没了下文。这种事情,过了也就过了。”周阿婆说完又叹了口气,“那条街的人对林家有几个版本的说辞。有说她那个房间始终残留着哭的声音,有说她经常在半夜听见有人在外面走动。那些都不敢去证实,那条巷子里住着的人到了夜里都绕着那栋房子走。”
陈沫沫把那伞借来的铲子还给周阿婆,走回那栋树影幢幢的双层排屋。
她站在厨房里泡了一杯咖啡,加了两块方糖,端着杯子走到天井。天井不大,头顶只能看见四四方方一片灰蓝色的天空。林德财养的几只八哥在院子里铁笼里蹦跳,尖嘴啄着铁栅栏,发出当当当的声响。陈沫沫想起周阿婆说过的话,说林德财以前不是做五金生意的,是跟人合伙做燕窝出口,后来生意不好才转的行。
这些都不重要了。
她有一件事没有跟任何人提过。
连续好几个月,每天凌晨她在房间里睡到不知什么时间段,总会突然惊醒。不是被脚步声,不是被哭声,是从她枕头底下传出来的微微的颤动,像手机震动,可是手机分明放在充电的床头柜上。她伸手去摸,什么都没有,枕头是凉的,床单是凉的,那股颤动却从她指尖传到手腕,从手腕传到手臂,从手臂传到胸口。
她在某个凌晨鼓起勇气试着掀开被褥跪在床上,往枕头的方向看了一眼——什么也瞧不见。可她的后背那片皮肤上,那阵冰凉的触感像有一条蛇从脊椎骨一直游到了后脑勺。
陈沫沫没有开灯。她在黑暗中坐了很久,直到那股冰凉的触感像来时一样悄无声息地消失了。她躺回去,把被子拉到下巴,睁着眼睛等着天亮。窗外传来第一声鸟叫的时候,她又想起了周阿婆那天最后补充的一句话。
“那姑娘怕鬼,可她不知道,自己才是那条街上几十年来最出名的鬼。”
住进那栋房子快半年了。陈沫沫从来没在半夜开过那扇窗户,却总在白天上楼收被子经过那间上锁的房间时,放慢脚步用背脊贴着走廊另一侧的墙壁一步一步蹭过去。她听见那个房间里传来细碎的声响,像有人在布料上反复摩擦,不是指甲刮布料的声音,是身体蹭过丝质物的那种低沉而缠绵的沙沙声。
那件红嫁衣,在没人的房间里,被一个没有脚的人穿了起来。
她在旋转。
某个深夜里,她被那股从床底下涌上来的、冰凉而固执的风唤醒。不是冷气,是那种湿漉漉、带着橡胶树汁液和芒果花腐烂气味的穿堂风。她睁开眼,窗关得好好的。
那阵风从门缝里钻进来,绕过床脚,裹住她裸露在被褥外面的脚踝。就在枕头边,手机的光亮起来之前的几秒,她听见了一声叹息。不是林德财打鼾时从嗓子眼里挤出的呼噜声,是清晰的、完整的、像排练过无数遍的、从嘴唇间轻轻吐出的“唉”。
她是福建人,不是潮州人,可她听懂了那一声叹息。
那是一个年轻女人、在马六甲海峡的风和福建会馆的香火里,为一段从没开始就已结束的异族爱情,用尽全部生命发出的最后一个音节。
第二天陈沫沫做了一件她知道不该做的事。
林德财去吉隆坡谈生意要三天才回来,公婆去亲戚家喝喜酒,整栋房子只剩她一个人。她用钳子和锤子把二楼走廊尽头那扇门上的锁撬开了,锈迹斑斑的挂锁挣扎了好几下才脱开。门推开的那一刻,灰尘从门框上簌簌落下来,洒了她一头一脸。
房间里比她在门缝里瞥见的更暗。窗帘被拉得严严实实,是那种老式的深棕色金丝绒窗帘,厚实得连光都透不过几丝。墙角堆着几个发黄的纸箱,上面堆满了旧书和落了灰的布偶。墙壁上挂着几幅褪色的画,画的什么看不清,但画框边缘那些暗红色的圆点是霉斑。那张床在不靠窗的那面墙边,窄窄的,单人床,铺着白底蓝花的床单,被褥叠得整整齐齐,枕头一端搁着一只脱了线头的布熊。床头柜上放着一面圆镜和一把梳子,梳齿里嵌着一团团灰黑色的东西,不是泥土,是头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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