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文娟是在接到那份理赔申请后的第三天才动身前往白鹤村的。那天她正在办公室整理一份车险理赔材料，同事小周推门进来，把一份快递放在她桌上，说这是刚从理赔部转过来的。她拆开快递，里面是一份意外险的理赔申请，厚厚一沓，用回形针别着，最上面是申请表，中间夹着户籍证明和医院死亡证明，底下压着一张折了好几折的保单复印件。她把这沓材料放在桌上，先没有急着翻，给自己倒了一杯水，坐在办公桌前慢慢喝了几口，才翻开第一页。
她在这家保险公司已经干了将近十年了。十年前她刚入行的时候，理赔部还在老城区那栋旧楼里办公，后来公司搬到了新的写字楼，办公区比原来宽敞了不少，工位之间隔着一排排灰白色的矮柜，档案柜从一间扩充到了三间，但流程没有变过。她已经习惯了各种死亡证明上的措辞，习惯了医院公章和派出所公章的排列方式，习惯了在确认签字栏里的笔迹之后，在一份材料上签字、盖章、归档。但她很少看到“面容安详”这个短语出现在事故经过那一栏。她做这行快十年了，看过很多意外事故的陈述，没有一份会用“面容安详”来形容死者。她用手指在“面容安详”四个字下面轻轻划了一下，然后继续往下翻。投保时间是去年，投保人是白桂芬本人，缴纳了一笔数目不小的保费，受益人一栏写着两个名字：白翠英，孙女；白翠兰，孙女。关系那一栏写着“祖母”，被保险人是白桂芬，七十八岁，死亡原因是房屋火灾导致的意外身亡，理赔金额是六十万。
她把文件袋收进包里，第二天一早开车往白鹤村去。从县城到白鹤村的路比她想象中更难走，过了镇上之后，路面变成了压实的碎石，越往里走越窄，两边的树越密。她把车速放慢，绕过一段被雨水冲垮的路基，又开了将近四十分钟，才看见路边立着一块褪了色的路牌——“白鹤村”。她把车停在村口一棵老槐树底下，提着包下了车。村子不大，几十户人家散落在山坡上，房屋大多是灰瓦白墙的老屋，有的墙皮已经剥落了，露出底下的泥砖。她沿着村道往里走，路边的老人正在晒太阳，看见她走过来，都抬头看她一眼，然后又低下头去。她走到村尾找到白桂芬家的旧址的时候，那里只剩下一片被烧成废墟的房子了。墙壁还立着，但屋顶已经塌了大半，木梁被烧成了焦黑色，灶台的位置塌陷成了一个坑，砖块散落一地，空气中残留着一股淡淡的焦糊味，隔着好几天还没有完全散尽。
她在废墟前面站了一会儿，有一个老人从对面屋子里走出来，手里端着一只搪瓷缸子，坐在门槛上开始剥豆子。她走过去，蹲在门槛旁边，问他白桂芬的家是不是这一户。老人没有抬头，手里的豆荚被剥开的声音持续而均匀。她等了一会儿，又问了一遍。他剥完最后一颗豆子，把豆荚放进脚边的簸箕里，拍了拍手上的碎末，才慢慢开口说了一句：“那房子烧了，人也没了。你是她什么人？”她说她是保险公司的，来处理理赔的事情。老人沉默了一下，说了一句：“她那份保险，不是自己买的。”她问他是谁买的，他没有回答，只是端起搪瓷缸子喝了一口水，然后侧过头看了她一眼，又低下头去整理簸箕里的豆子。
她在废墟里走了一圈，蹲在灶台的位置，用手拨开那些被烧焦的碎瓦和木炭。在灶台底部靠近墙角的位置，发现了一块没有被完全烧毁的东西，是一张折了好几折的纸，边角有些焦黑，但中间还能辨认出上面的字迹。她小心翼翼地把它从灰烬里取出来，展开，纸上写着一行字——“保险费已付，替身已备，等待接收。”字迹是手写的，笔画有些潦草，墨色已经被高温烤得发褐，但还能辨认。她盯着那行字看了很久，然后把那张纸折好放进了口袋里，站起来走出了废墟。
下午她去了白鹤村村委会，村支书姓张，五十多岁，穿着一件深蓝色的夹克，正坐在办公室的桌前看一份文件。她进门的时候他抬起头来看了她一眼，她在他对面坐下来，把那份理赔申请放在桌上。他没有伸手去接，只是隔着桌子看了一眼封面的标题，然后又低下头看自己的文件。她说白桂芬的意外死亡保险理赔需要核实一些情况，他沉默了一下，抬起头来，说白翠英在县城打工，白翠兰在镇上住，她们都不经常回来。她说她想见一下两个受益人。他没有回答，只是拿起桌上的保温杯喝了一口水，然后说：“你有什么想问的，先问我也一样。”
她问他白桂芬生前有没有跟别人提过保险的事。他说没有。她问那份保险是不是她自己买的。他停顿了一下，眼皮微微抬了一下，说：“这种事我们怎么会知道。”她合上文件夹，站起来，说那我先去镇上找白翠兰了解一下情况。张支书没有站起来送她，只是隔着桌子说了一句：“路不好走，你慢点开。”她走到门口的时候回头看了一眼，他已经低下头继续看文件了，保温杯搁在桌角，水汽从杯口升起来，在午后的光线中缓慢地散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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