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深秋的果敢，楚氏庄园地下密室的石壁上，煤油灯的光晕将参会者的身影拉得很长。密室中央的紫檀木长桌被一张巨大的缅北地图占满，地图上用红笔圈出21个县的行政边界，蓝笔标注着自卫军6个师的驻地，黑笔则密密麻麻画着即将扩建的兵工厂、粮仓与训练营地——这是缅北自治以来规格最高的党政军全体扩大会议，参会者仅有15人：华联党中央委员会12名委员，加上总参谋部楚平、军政部楚强、实业部陈明，每个人的脸上都透着凝重。
楚阳坐在主位，指尖按在地图上“萨尔温江防线”的位置，身后的书架上，《德国陆军步兵师编制手册》与《缅北华联党党纲》并列摆放，像是这场会议的“双重纲领”。他没有寒暄，开门见山的语气带着金属般的冷硬：“今天叫大家来，是下一道密令——从现在起，启动‘全军扩编’计划，三个月内，把保安团、武警营、民兵全部转为正规军，再招募10万新兵，兵工厂三班倒赶制装备，民生物资按最高等级储备。所有行动，保密级别‘铁血’，除了在座的15人，任何人不得泄露半个字。”
话音落下，密室里陷入短暂的寂静，只有煤油灯芯偶尔爆出的火星声。楚礼握着钢笔的手顿了顿，墨水在笔记本上洇出一个小墨点——他虽不清楚楚阳突然扩编的原因，但从“三个月”“10万新兵”这些数字里，能嗅出一丝山雨欲来的气息。杨金秀坐在楚阳右侧，指尖无意识地摩挲着袖口的暗纹，她刚从美国回来不久，清退股份的美元还躺在花旗银行的秘密账户里，此刻才明白楚阳让她“尽快变现、不留后路”的深意。
“先说说扩编的核心：把地方安防力量‘连根拔’，全部转为正规军。”楚阳的红笔在地图上的“县武警营”标记处重重一点，“五年间，我们派了5万名退役老兵去地方，现在，是把这些‘种子’收回来的时候。”他抬眼看向楚强，“军政部牵头，把21个县的武警营、地方保安团，还有500个村寨的民兵队，全部整合改编成6个新编师，每师1.5万人，番号从7师到12师，编入自卫军序列。”
楚强立即起身，从公文包里掏出一份《地方武装编制表》，表格上详细记录着每个县的武警营人数、武器配备：“目前21个县的武警营共1.0096万人，地方保安团1.5万人，村寨民兵2.5万人，合计5万人，刚好够编6个新编师（每师1.5万人需9万，差额4万从新兵中补充）。这些人里，50%是退役老兵，30%是受过训练的本地青年，剩下20%是少数民族民兵，稍加整合就能形成战斗力。”
“改编不是简单换个番号，要把‘德式化’的底子扎进去。”楚阳补充道，“每个新编师配1个炮兵团、1个工兵营，武器从兵工厂优先调配，师长、副师长从老部队抽调有实战经验的军官——比如铁血师的楚河，调去7师当师长；苍狼师的阿木阿果，兼12师副师长，确保新编师能快速跟上老部队的节奏。”
楚平这时插话，声音沉稳：“总参谋部已经制定了《新编师战术衔接计划》，每个新编师配30名老部队的参谋，负责把‘山地突袭’‘梯次防御’这些战术教给新兵；每周组织一次与老部队的联合演练，11月上旬先在曼德勒北部搞一次7师与猛虎师的协同防御演练，检验改编效果。”
“接下来是10万新兵招募。”楚阳的目光转向楚礼，“内政部牵头，按‘定向募集、三层筛选’的老规矩来，优先从1927-1929年的新移民、少数民族青壮里招，三个月内必须满员。”
楚礼翻开笔记本，上面记着近三年的移民数据：“1927-1929年共接收云南、四川移民90万人，其中18-25岁的男丁约40万；佤邦、掸邦的少数民族青壮有5万，优先招募家里有2个以上男丁的，避免影响农业生产。10万新兵的缺口，刚好能从这50万里挑出来。”
“筛选标准要严，尤其是忠诚度。”楚阳强调，“统调局军政自查处全程介入，核查新兵是否与英军、反动土司有联系，有可疑记录的一律淘汰；面试时必须问‘是否愿意为缅北自治打仗’，回答含糊的直接刷掉。另外，新兵里少数民族占比要达30%，每个班至少有1名少数民族士兵，延续‘民族混编’的老传统。”
杨金秀这时开口，语气带着干练：“财政部已经备好新兵招募的经费，每人每月军饷12块银元，比老部队高2块，吸引更多人参军；同时在21个县设50个秘密招募点，用‘楚氏货栈招工’的名义作掩护，招募名单直接加密送军政部，不经过地方行政部门，避免泄密。”
“新兵训练是关键，强度必须拉满。”楚阳看向总参谋部的楚平，“按‘3个月基础训练+1个月合成演练’来，每天6小时战术训练、4小时武器操作、2小时体能，晚上加1小时党教义学习，达不到标准的绝不编入作战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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