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5月初，缅北的季风刚过，伊洛瓦底江的水汽裹挟着硝烟，弥漫在曼德勒的城墙之上。缅北自卫军西路集群的6万兵力已抵曼德勒外围，重炮的轰鸣日夜不休，将英军第12师的防御工事炸得摇摇欲坠；东路集群的4万大军则像一张密网，将东枝城团团围住，掸邦土司武装倒戈的消息不断传进英军指挥部。远在伦敦的殖民部终于从“局部叛乱”的幻梦中惊醒——楚阳从来不是小打小闹的反攻，而是要将整个缅甸从大英帝国的殖民版图上彻底剥离。
缅甸总督哈考特·巴特勒的急电几乎是哭求的语气，每一封都标着“最高紧急”：“仰光仅剩第17师余人，曼德勒危在旦夕！立即调印军驰援，否则缅甸将不复为帝国所有！”电报如雪片般堆满驻印英军总司令威廉·科比特的办公桌，他捏着电报的手指因用力而发白——几年前缅北自卫军在果敢的伏击战还历历在目，楚阳麾下的士兵不仅悍勇，更懂战术，绝非殖民地土着武装可比。
经过三天三夜的紧急磋商，科比特顶住印度殖民当局“兵力不足”的抱怨，咬牙敲定了援军方案动用驻印英军的精锐——第11师（“阿萨姆猎兵师”，以丛林作战闻名）、第19师（“旁遮普师”，主力为锡克族士兵，战斗力强悍）、第27师（“伦敦郡师”，装备最精良的机械化师），总计5.6万人。配属的装备更是倾其所有：180门火炮（含48门120mm榴弹炮、96门75mm野炮）、32辆“维克斯”Mk II中型坦克（每辆备弹80发，装甲厚度12mm）、60架“斗士”双翼战斗机（其中24架可挂载2枚50公斤炸弹），
5月15日，科比特从侦察机传回的照片里，看到了那加山脉上正在隆起的工事轮廓——战壕如蛛网般蔓延，碉堡的混凝土顶盖在阳光下泛着冷光。他猛地将照片拍在桌上，对参谋长说：“赵山河，是要在那加山给我们修一座坟墓！”当天，他向三个师下达命令：“目标那加山防线，撕开缺口，打通印缅公路，给仰光注入生机！6月20日前必须抵达曼德勒，晚一天，后果你们我都承担不起！”
“6月20日！记住这个日子！”科比特在军官会议上反复强调，可三个师的集结从一开始就陷入了统调局特工布下的“泥潭”。加尔各答的“汇丰银行遭袭案”余波未平，4月30日深夜，统调局特工卡尔带领30名印度青年，像幽灵般潜入汇丰银行——他们用特制的钢钎撬开金库大门，卷走20万英镑纸币（相当于当时1.2万印度农民一年的收入），然后沿着预先勘察的下水道消失在夜色里。
卡尔没有将钱带走，而是让队员拉吉等人分成十组，趁着黎明前的黑暗，将纸币塞进贫民窟每户人家的门缝里。第二天清晨，加尔各答的街头炸开了锅——贫民窟的居民拿着英镑，不敢相信这是真的，而“有人敢抢英国人的银行”的消息，像野火般烧遍全城。殖民当局震怒，军警倾巢而出搜捕，却连一点线索都找不到——武器藏进了市中心寺庙的地窖（印度教徒视寺庙为圣地，英军不敢轻易搜查），参与行动的青年早已分散到周边村庄，甚至有人混进了英军的运输队。
“反抗英国人”的呼声第一次如此响亮地出现在加尔各答的街头，贫民窟的民众举着英镑，围在铁路沿线高呼口号。科比特不得不从第11师抽调2个营（共1200人）驻守汇丰银行、加尔各答火车站等要害，原本计划5月22日从达卡出发的第11军师列，因民众卧轨抗议，在车站滞留整整3天。士兵们坐在闷罐车厢里，听着窗外的口号声，士气低落到了极点。
德里的乱局更让科比特焦头烂额。统调局特工楚明杰早已在这里布下了“宗教火药桶”——他的伪装身份是印度教“湿婆祭司”，每天穿着橘红色僧袍，在老城区的凯拉萨神庙宣讲，手里拿着一叠照片：“看看英国人做的好事！他们拆了我们的神庙，用石头去修军营，这是对湿婆大神的亵渎！”照片里，殖民当局为修建军用机场拆毁神庙的场景，让信徒们的眼睛里燃起怒火。
转身，楚明杰又换上伊斯兰商人的白袍，在德里大清真寺附近的茶馆里和穆斯林聊天，手里端着奶茶，语气带着刻意的愤慨：“上次你们寺的穹顶被风吹坏，求英国人拨款修缮，他们理都不理；可印度教徒的寺庙漏雨，英国人第二天就派了工匠——你们觉得，英国人真的把你们当子民吗？”
5月24日，德里郊区的桑格村，印度教与穆斯林村民因一口水井爆发冲突——干旱让水井成了生命线，印度教村民说水井是“祖先开凿的”，穆斯林村民则称“祖辈在此打水百年”。英军军警赶来后，警长为了“快速解决”，直接下令殴打穆斯林村民，还抓走了5个伊斯兰教长老。
楚明杰抓住这个机会，当天下午就出现在凯拉萨神庙：“英国人帮我们教训了‘抢水的挑衅者’，但你们想想，今天他们能帮我们，明天就敢抢走我们的水井、我们的土地！”傍晚，他又在清真寺外喊话：“英军偏袒印度教徒，殴打我们的长老，这不是压迫是什么？反抗的时候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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