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7月，仰城军委会，刚结束全军大整编与授衔仪式的楚阳，站在二楼办公室的窗前，指尖捏着一枚镶着银星的军徽——这枚军徽刚从军需处领来，边缘还带着金属的冷意，他轻轻将其别在藏青色军装的领口，军徽与领口的纽扣相映，透着一股沉稳的力量。
办公桌上，一份《兴南全域视察计划》摊开着，纸页边缘已被反复摩挲出柔和的褶皱，上面用红笔标注的路线，从曼城到掸邦，从伊洛瓦底江三角洲到佤城边境，密密麻麻织成一张覆盖兴南全境的网。楚阳俯身看着计划，目光扫过“1936年12月完成全区域视察”的落款日期，眉头微蹙。
“双十二事变不足半年，七七事变也近在眼前，”他抬眼望向墙上悬挂的巨幅时局地图，手指无意识地在桌面轻叩，指节随着思绪的节奏起落，“华国的局势越来越紧，我们兴南虽是偏安一隅，却也难独善其身。”地图上，兴南与华国接壤的边境线用红色虚线标出，旁边标注着“统调局密报：日军华北增兵3万”的小字，像一根细刺，扎在眼底。
“主任，参谋部刚送来的《兴南年度发展报告》，”秘书推门而入，将一份厚厚的文件放在桌上，“各项数据都达标了，工业产值同比增长25%，粮食自给率130%，民生产品普及率85%。”
楚阳拿起报告，指尖划过密密麻麻的数字，却并未露出欣慰的神情。“报告里的数字再详实，也抵不过脚下的泥土真实。”他将报告合上，放回桌面，语气带着不容置疑的坚定，“这半年，我要亲自走遍兴南的村寨、工厂、田垄，看真实的烟囱有没有冒烟，看农民的粮缸是不是真的满了，看孩子的书包里有没有课本——只有摸透了家底，才能在乱世里定下兴南未来的路。”
秘书刚要转身去安排专车与仪仗，却被楚阳叫住。“不用搞那些排场，”楚阳摆摆手，目光落在窗外训练场上士兵们的身影，“就用军用卡车，车厢简单收拾一下，带一个警卫连随行即可。另外通知沿途各县，不许清道，不许提前布置，更不许让百姓刻意迎接，我要见最真实的兴南，不是粉饰后的样子。”
秘书愣了愣，随即点头应下——他跟随楚阳多年，深知这位军委会主任的脾气，向来不重虚礼，只求实情。
三天后，一支由三辆军用卡车组成的车队悄然驶出仰城军委会大院。楚阳坐在中间那辆卡车的副驾驶位，身上的军装换成了普通的灰色粗布工装，只在腰间别着一把手枪，若不细看，竟与寻常的工程技术员别无二致。车厢里堆满了帆布、水壶与干粮，警卫连的士兵们也都换上便装，分散坐在前后两辆卡车里，既不张扬，又能随时应对突发状况。
车队沿着刚修好的公路向曼城驶去，车窗外的风景逐渐从城市的砖瓦，变成乡村的田畴。楚阳望着路边劳作的农民，看着他们弯腰插秧的身影，忽然想起三年前刚接管兴南时的模样——那时的田埂上，随处可见逃荒的流民，如今虽已建起连片的农田，可他心里清楚，这太平的表象下，或许还藏着未被报告提及的隐忧。
7月中旬的曼城，刚褪去雨季的潮湿，空气里弥漫着一股独特的气息——既有城郊纺织厂飘来的棉布清香，又夹杂着工业区特有的机油味，两种味道交织在一起，成了这座新兴工业城市最鲜明的标识。
楚阳的车队没有按原定路线进入县城，而是在路口拐了个弯，径直驶向城郊的移民安置区。这里曾是一片荒坡，如今已建起连片的砖瓦房，青灰色的屋顶错落有致，家家户户的院墙上都爬着翠绿的藤蔓，屋顶的烟囱里冒出袅袅炊烟，随风飘散在街巷间。
“停车，我们下去走走。”楚阳示意司机停车，推开车门，脚下的泥土还带着雨后的湿润，踩上去软软的。他沿着安置区的小路缓步前行，路边的院子里，有妇女在洗衣做饭，有孩子在追逐嬉戏，偶尔有人抬头看他，见他穿着普通工装，只当是来考察的技术员，笑着点了点头，便又低头忙活手里的活计。
走了约莫一刻钟，前方传来阵阵机器运转的轰鸣声，那是曼城纺织厂的方向。楚阳加快脚步，走到纺织厂的大门前，没有惊动门口的守卫，顺着围墙绕到侧门——这里是工人上下班的通道，此刻正有几名女工提着饭盒走进厂门，说说笑笑间满是活力。
“大姐，麻烦带个路，我是来看看机器的技术员。”楚阳笑着对领头的女工说。那女工愣了愣，见他模样和善，便爽快地应下：“跟我来吧，车间在里头呢。”
走进纺织厂的生产车间，扑面而来的是棉絮与机油混合的气味，200台从英国引进的纺织机整齐排列，轰鸣声震耳欲聋。棉线在钢针间飞速穿梭，织出的白棉布像一条长长的白练，从机器末端缓缓卷成筒，几名工人穿梭在机器间，不时停下来检查布料的纹路，处理断线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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