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意味着府兵实现了“兵农合一”,军人及其家庭编入州县户籍,同样受田耕作,战时出征。
这一改革使府兵制与国家经济更紧密结合,减少了国家养兵费用,也加强了政府对军队的控制。他还将府兵主要集中在长安附近地区,便于中央调集。
内部初步稳定后,杨坚便将目光投向了统一全国的伟业。
对于江南腐朽不堪的陈朝,他采纳高颎之策,骚扰其农业生产,并广派间谍,破坏其内部。
同时,命大将杨素在永安(今重庆奉节)大造战舰,训练水师。
开皇七年(587年),杨坚废黜依附北周的后梁政权,扫除了南进的障碍。
一切准备就绪,开皇八年(588年)十月,杨坚以晋王杨广为行军元帅,高颎为元帅长史,指挥九十总管、五十一万八千大军,分八路大举攻陈。
此时的陈后主陈叔宝却依然沉湎酒色,迷信“王气在此”。
开皇九年(589年)正月,隋将韩擒虎自采石渡江,贺若弼自广陵渡江,两路并进,直逼建康(今南京)。
陈军迅速溃败,陈叔宝与宠妃张丽华、孔贵嫔藏于景阳殿枯井中被俘,陈朝灭亡。
至此,自西晋末年以来近三百年的南北分裂局面宣告结束,华夏重归统一。
在北方,隋初面临突厥的严重威胁。
杨坚采纳长孙晟“远交近攻、离强合弱”之策,分化瓦解突厥内部。
开皇三年(583年),乘突厥内部矛盾激化分裂为东西两部之机,命卫王杨爽等为行军元帅,分道出击,大败突厥。
此后,东突厥沙钵略可汗在遭受打击和内部纷争下,于开皇四年(584年)上书称臣,归附隋朝,北部边患得到缓解。
经过杨坚开皇前十年的励精图治,隋朝社会与经济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
他“躬节俭,平徭赋,仓廪实,法令行,君子咸乐其生,小人各安其业”,出现了“二十年间,天下无事,区宇之内,安泰晏如”的局面。人口迅速增殖,开皇初年北朝半壁河山约有360万户,南朝约50余万户,合计不过400多万户;至隋文帝末年(公元604年),全国已有八百九十万户,四千六百余万人,户数比南北朝时约增加一倍。
国家的财政收入也极为充盈,开皇十二年(592年),有关部门报告“府藏皆满”,以致无处容纳,需增建库房。
至隋文帝末年,朝廷府库中积累的粮食布帛据说足够支用五六十年,乃至唐朝建立后仍能使用二十多年。
这一切,都被后世史家誉为“开皇之治”。
然而,天榜画卷在展现这辉煌治绩的同时,也并未掩饰杨坚其人与政策的另一面。
他虽勤政,但“每事皆自决断”,不肯信任百司,导致“虽则劳神苦形,未能尽合于理”,群臣则“唯即承顺而已”。
其性格“至察而心不明”,多疑猜忌,甚至“恒恐群臣内怀不服”。
为驾驭臣下,他有时不惜使用权术,如“派人向一些官吏行贿”,对受贿者则严惩不贷。
这些性格与统治风格的阴暗面,也为其身后隋朝的迅速衰败,埋下了虽不明显却切实存在的隐患。
开皇前十年的杨坚,以其超凡的政治魄力与务实的改革精神,成功地将一个分裂、混乱的国度,引领向统一、富庶与强盛。
他不仅再造了一统的华夏帝国,更以其一系列开创性的制度设计,深远地影响了其后千余年的中国历史走向。
这位“开皇之治”的缔造者,其功业足以光耀史册,而其局限,亦在历史的聚光灯下,清晰可见。
万朝时空的观者们,目睹此十年间的风云变幻与辉煌成就,对于这位位列帝王榜第九的隋文帝,有了更为立体而深刻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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