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意味着府兵实现了“兵农合一”，军人及其家庭编入州县户籍，同样受田耕作，战时出征。
这一改革使府兵制与国家经济更紧密结合，减少了国家养兵费用，也加强了政府对军队的控制。他还将府兵主要集中在长安附近地区，便于中央调集。
内部初步稳定后，杨坚便将目光投向了统一全国的伟业。
对于江南腐朽不堪的陈朝，他采纳高颎之策，骚扰其农业生产，并广派间谍，破坏其内部。
同时，命大将杨素在永安（今重庆奉节）大造战舰，训练水师。
开皇七年（587年），杨坚废黜依附北周的后梁政权，扫除了南进的障碍。
一切准备就绪，开皇八年（588年）十月，杨坚以晋王杨广为行军元帅，高颎为元帅长史，指挥九十总管、五十一万八千大军，分八路大举攻陈。
此时的陈后主陈叔宝却依然沉湎酒色，迷信“王气在此”。
开皇九年（589年）正月，隋将韩擒虎自采石渡江，贺若弼自广陵渡江，两路并进，直逼建康（今南京）。
陈军迅速溃败，陈叔宝与宠妃张丽华、孔贵嫔藏于景阳殿枯井中被俘，陈朝灭亡。
至此，自西晋末年以来近三百年的南北分裂局面宣告结束，华夏重归统一。
在北方，隋初面临突厥的严重威胁。
杨坚采纳长孙晟“远交近攻、离强合弱”之策，分化瓦解突厥内部。
开皇三年（583年），乘突厥内部矛盾激化分裂为东西两部之机，命卫王杨爽等为行军元帅，分道出击，大败突厥。
此后，东突厥沙钵略可汗在遭受打击和内部纷争下，于开皇四年（584年）上书称臣，归附隋朝，北部边患得到缓解。
经过杨坚开皇前十年的励精图治，隋朝社会与经济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
他“躬节俭，平徭赋，仓廪实，法令行，君子咸乐其生，小人各安其业”，出现了“二十年间，天下无事，区宇之内，安泰晏如”的局面。人口迅速增殖，开皇初年北朝半壁河山约有360万户，南朝约50余万户，合计不过400多万户；至隋文帝末年（公元604年），全国已有八百九十万户，四千六百余万人，户数比南北朝时约增加一倍。
国家的财政收入也极为充盈，开皇十二年（592年），有关部门报告“府藏皆满”，以致无处容纳，需增建库房。
至隋文帝末年，朝廷府库中积累的粮食布帛据说足够支用五六十年，乃至唐朝建立后仍能使用二十多年。
这一切，都被后世史家誉为“开皇之治”。
然而，天榜画卷在展现这辉煌治绩的同时，也并未掩饰杨坚其人与政策的另一面。
他虽勤政，但“每事皆自决断”，不肯信任百司，导致“虽则劳神苦形，未能尽合于理”，群臣则“唯即承顺而已”。
其性格“至察而心不明”，多疑猜忌，甚至“恒恐群臣内怀不服”。
为驾驭臣下，他有时不惜使用权术，如“派人向一些官吏行贿”，对受贿者则严惩不贷。
这些性格与统治风格的阴暗面，也为其身后隋朝的迅速衰败，埋下了虽不明显却切实存在的隐患。
开皇前十年的杨坚，以其超凡的政治魄力与务实的改革精神，成功地将一个分裂、混乱的国度，引领向统一、富庶与强盛。
他不仅再造了一统的华夏帝国，更以其一系列开创性的制度设计，深远地影响了其后千余年的中国历史走向。
这位“开皇之治”的缔造者，其功业足以光耀史册，而其局限，亦在历史的聚光灯下，清晰可见。
万朝时空的观者们，目睹此十年间的风云变幻与辉煌成就，对于这位位列帝王榜第九的隋文帝，有了更为立体而深刻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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