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榜画卷徐徐展开，将汉武帝刘彻统治中期的壮阔图景呈现在万朝时空面前。
建元时代的政治铺垫与思想奠基，如同蓄势待发的强弓，在随后的二十年里终于迸发出震烁古今的力量。
元光二年（前133年），经过长期准备的汉武帝采纳王恢之策，设下“马邑之谋”，意图诱歼匈奴主力。
虽然此计因单于识破而未果，却正式揭开了汉匈百年战争的序幕，标志着汉朝对匈奴政策从消极和亲转向主动出击的根本转变。
此后数年，汉军频频出塞，其中元光六年（前129年）的车骑将军卫青首次率万骑出上谷，直捣龙城，俘获七百余人，虽战果有限，却是汉军首次深入匈奴腹地作战，其象征意义与战略价值不容小觑。
这位出身卑微的年轻将领，凭借其卓越的军事才能与沉稳持重的性格，开始在战争中崭露头角，成为武帝手中最锋利的战矛。
与此同时，太中大夫张骞在被匈奴扣押十余年后，终于寻得机会逃出，继续西行，历经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等国，于元朔三年（前126年）带着对西域诸国地理物产、军事政治的详尽情报返回长安。
他的归来，不仅为汉朝打开了通往西方世界的大门，更让汉武帝对西域的战略价值有了全新认识，一个“断匈奴右臂”的宏大战略构想逐渐成形。
元朔年间，汉军的北伐进入高潮。
元朔二年（前127年），匈奴大举入侵上谷、渔阳，汉武帝果断采取避实击虚之策，命卫青率大军出云中，沿黄河北岸西进，迂回至高阙，再南下陇西，完成了对河套地区匈奴白羊王、楼烦王部的战略包围。
此役，汉军大获全胜，“捕首虏数千，畜百余万”，完全收复了水草丰美、战略位置极其重要的河南地。
汉武帝采纳主父偃的建议，在此设立朔方郡、五原郡，徙民十万实边，并命将军苏建督率十余万人筑朔方城，重新修缮秦时蒙恬所筑的边塞。
河南地的收复，不仅解除了匈奴对长安的直接威胁，更使汉朝获得了进攻匈奴的前沿基地，堪称汉匈战争的重要转折点。
元朔五年（前124年）春，卫青率三万骑出高阙，苏建、李沮、公孙贺等部协同，奇袭匈奴右贤王庭。
右贤王措手不及，仅率数百骑仓皇北逃，汉军俘获右贤裨王十余人、部众一万五千余人、牲畜数百万头。
捷报传至长安，汉武帝大喜，遣使持大将军印至塞上，拜卫青为大将军，益封八千七百户，所有将领皆受其节制。
此次大捷，沉重打击了匈奴右翼势力，极大地鼓舞了汉军士气。
然而，匈奴的威胁远未消除。
元朔六年（前123年）春、夏，卫青两次率六将军、十余万骑出定襄，寻歼匈奴主力。
虽然斩获万余，但前将军赵信兵败投降匈奴，右将军苏建全军覆没只身逃回，骠姚校尉霍去病却在此战中如同璀璨流星般横空出世。
他率八百轻骑孤军深入数百里，斩获匈奴相国、当户等高级官员，并斩首二千二十八级，俘获匈奴的相国、叔父罗姑比，勇冠三军。
汉武帝以其功冠全军，特封其为冠军侯。
这位年仅十八岁的青年将领，以其非凡的勇气、超人的战术洞察力与独特的指挥风格，迅速成为与卫青并驾齐驱的帝国双璧。
元狩二年（前121年）春，霍去病被任命为骠骑将军，率万骑出陇西，越过乌戾山，渡过狐奴河，转战六日，深入匈奴腹地千余里，在焉支山麓与匈奴浑邪王、休屠王部激战，斩首八千九百余级，缴获休屠王祭天金人。
同年夏，霍去病再次与公孙敖分路出北地，越过居延泽，南下祁连山，大破匈奴，俘获匈奴五王、王母、单于阏氏、王子五十九人，相国、将军、当户、都尉六十三人，斩首三万二百级。
河西之战的成功，彻底打通了连接西域的走廊，切断了匈奴与羌人的联系，促使匈奴浑邪王率四万余众归汉。
汉武帝遂在河西地区先后设立武威、酒泉二郡（后分置张掖、敦煌），史称“河西四郡”，并筑塞垣，徙民实边，丝绸之路由此畅通。
连续的大规模征战，虽取得了辉煌胜利，却也几乎耗尽了文景时期积累的巨额财富。
元狩年间，国库空虚，财政拮据。
为了支撑庞大的军费开支，汉武帝重用桑弘羊、东郭咸阳、孔仅等理财家，推行了一系列强有力的经济改革。
元狩四年（前119年），他下令“更钱造币以赡用”，发行白金币、皮币，整顿货币；同时颁布“算缗令”，对商人、手工业者、高利贷者的财产征税；随后又发布“告缗令”，鼓励告发隐匿财产、偷漏税款者，规定告发者可获得被告者一半财产。
这些措施虽然短期内为朝廷聚敛了巨额财富，“得民财物以亿计，奴婢以千万数，田大县数百顷，小县百余顷，宅亦如之”，但也严重打击了工商业，导致“商贾中家以上大率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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