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中国海军在江阴的江面上，流尽最后一滴血时，陆地上的溃兵，已经像被戳破的蚁巢，潮水般地涌向了南京。
淞沪会战，败了。败得惨烈，败得悲壮，也败得屈辱。
现在，一个无比现实，也无比沉重的问题，摆在了中国的最高统帅部面前：
国都南京，是守，还是不守？
十一月中旬，在南京国民政府的最高会议室里，烟雾弥漫，呛得人喘不过气，地上堆满了烟头。一场足以决定几十万人命运的争论，正在激烈地进行着。
会议室的一边，是以德国顾问法肯豪森为首的“理性派”。
这位严谨的德国将军，指着巨大的军事地图，手指因为用力而微微颤抖。他用生硬的中文，近乎咆哮地说道：
“南京，三面环山，北临大江，是一块典型的‘绝地’！一旦被日军三面包围，守军将背水一战，连个像样的退路都没有！这是兵家大忌！”
“更重要的是，”他加重了语气，“我们在上海，已经损失了近三十万最精锐的部队。现在把剩下的、为数不多的生力军，再填进南京这座死城里，进行一场毫无胜算的战斗，这是愚蠢的！是犯罪！”
他的观点，代表了纯粹的军事理性：保存有生力量，远比保住一座象征性的城市，更为重要。
而会议室的另一边，是以将领唐生智为首的“激情派”。
这位湖南籍将领，涨红了脸，猛地一拍桌子，震得茶杯里的水都溅了出来。他站起身，慷慨激昂：
“南京是国都！是孙总理陵寝所在！是我们国民政府的脸面！上海打了三个月，全世界都看着我们。现在，敌人刚到首都门口，我们就不放一枪一炮地放弃，如何对得起全国百姓？如何维持政府的威信？”
他环视四周，用一种近乎悲壮的语调，高声宣布：“我唐生智，愿意留下来，与南京共存亡！”
他的观点，则代表了一种高昂的、却又脱离实际的政治豪情：国都的象征意义，高于一切军事考量。
双方吵得不可开交。主张“弃守”的，认为这是保存实力的明智之举；主张“死守”的，则指责对方是“汉奸言论”。
最后，所有人的目光，都看向了主座上那个沉默的、身形瘦削的男人——蒋介石。
他用手指不停地揉着太阳穴，紧闭双眼，面无表情。没有人知道，此刻，他那颗被淞沪惨败和国际冷遇，折磨得疲惫不堪的心里，正在进行着何等天人交战的盘算。
从理智上，他知道德国人是对的。 守南京，就是一场必输的赌博。把最后的精锐，白白牺牲在这座死城里，于整个战局，毫无益处。
但从情感和政治上，他无法接受“不战而弃国都”的罪名。 他刚刚在庐山向全国人民发誓，要“守土抗战”。这才过了几个月，就要放弃首都，他的领袖威信将荡然无存。那些地方军阀，那些政敌，会如何看待他？全国人民，又会如何看待他？
这是一个军事的死局，更是一个政治的绝境。
最终，一个致命的、用政治考量压倒军事理性的决定，做出了。
他睁开眼，用一种几乎听不出任何情绪的、疲惫的声音，只说了一个字：
“守。”
这一个字，决定了十几万中国军人和近百万南京市民的命运。
紧接着，他任命了那个调门最高、决心最大的唐生智，为南京卫戍司令。
这个决定，让在场所有理智的军事将领，都倒吸了一口凉气。他们知道，一场巨大的悲剧，已经从这个决定开始了。
与此同时，在南京的街头，恐慌，早已像瘟疫一样蔓延。
有门路、有钱的人家，早已通过各种渠道，逃往了武汉和重庆。而剩下的近百万普通市民，则在“战”与“走”之间，痛苦地挣扎。
一个叫老白的黄包车夫，看着街上那些拖家带口、仓皇逃难的人群，心里也慌得很。但他看了看家里那个卧病在床的老母亲，和刚满五岁的儿子，他又能逃到哪里去呢？
他听着收音机里，唐生智将军那“誓与南京共存亡”的慷慨陈词，心里又燃起了一丝希望。他对自己说：“没事的，我们有几十万大军，还有唐将军这样的英雄在。南京，肯定能守住。”
他，和无数像他一样的南京市民，选择了留下。
他们，把自己的命运，连同这座城市的命运一起，交给了这场，由最高层设下的、注定要失败的，死城赌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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