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庄的枪声，散了。
那场，在最不可能的情况下，创造出来的奇迹，像一颗，划破了最深沉黑夜的流星，虽然耀眼，却也短暂。
它，无法，照亮，整个，已经陷入了无尽黑暗的冀中平原。
一九四二年六月底，日军，在进行了长达两个月的、梳篦式的 “清剿” 之后，终于，收缩兵力，撤回到了主要城镇。
“五一” 大扫荡，在表面上，结束了。
现在，是时候，来清点一下，这份，用废墟、鲜血和生命，写就的，沉重的账单了。
我们先来看，我们，失去了什么。
首先，是土地。
至六月上旬，日伪军，已经占据了，冀中根据地，所有的县城和较大集镇、村庄。
他们，在短短两个月内，新建、修复和增修了，超过一千七百个据点、碉堡和炮楼。
他们，挖掘了，长达四千多公里的封锁沟。
他们，将那片，曾经完整、富庶的 “中国的乌克兰”，用 “铁壁合围” 的利刃，残酷地，切割成了，两千六百多块 —— 每块区域平均被 15 平方公里内的 1 个据点监控 —— 支离破碎的、无法互相支援的 “孤岛”。
冀中抗日根据地，大部分，沦为了敌占区，剩下的，也变成了游击区。
其次，是生命。
根据战后的统计，在这场空前残酷的大扫荡中：
冀中军区部队，共减员一万六千八百余人，实力，损失近半。
第八军分区司令员常德善（1942 年 6 月 8 日牺牲于肃宁县薛村突围）、政治委员王远音（同日牺牲于薛村）；
第八军分区地委秘书长于时雨；
第三十团团长萧治国（1942 年 5 月 29 日牺牲于深泽县大直要村阻击战）、政治委员汪威（1942 年 6 月牺牲于无极县小吕村突围）；
第九军分区政治部主任袁心纯……
这些，在之前的战斗中，我们早已熟悉的名字，都永远地，留在了，这片，他们用生命守护的土地上。
而比军队的损失，更惨重的，是人民。
据不完全统计，在这两个月里，被日军，残杀、抓捕的无辜群众，超过了五万人。
他们，在冀中区，大肆烧杀、奸淫、抢掠。
1942 年 5 月 27 日，定县北疃村地道里，那八百多名被日军独立混成第 8 旅团第 31 大队用毒气活活熏死的冤魂，只是这场巨大悲剧的，一个缩影。
整个冀中平原，都陷入了，一种，死寂般的悲恸之中。
当时，流传着这样一句话，来形容那段岁月：
“无村不戴孝，处处闻哭声。”
这，是一场，彻头彻尾的灾难。
它，给冀中人民，带来了，抗战以来，最深重的苦难。
但是，
灾难，并不等于，屈服。
黑暗，也并不意味着，熄灭。
我们再来看，我们，守住了什么，又得到了什么。
首先，我们，守住了，最核心的 “大脑” 和 “骨架”。
在这场反扫荡中，冀中军民，共进行大小战斗二百七十二次，毙伤日伪军一万一千余人（含日军三千二百余人、伪军七千八百余人）。
冈村宁次，那个聚歼冀中区党政军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的、最核心的战略企图，最终未能实现。
吕正操，和他率领的冀中军区主力，虽然损失惨重，但骨干尚存 —— 他们成功突围后先转移至晋察冀军区五台山地区，后逐步恢复战力。
其次，也是最重要的，我们，学会了，如何在最黑暗的环境下，战斗。
血的教训，让冀中的共产党人，彻底抛弃了，之前，那种 “乐观、轻敌” 的思想。
他们，开始，以一种，更坚韧、也更务实的姿态，去适应，这场，注定要长期进行的、残酷的斗争。
冀中区党委和军区，在主力转移之后，立刻，转变了斗争形式和作战方针。
最终，冀中的总方针，被确定为：
“坚持平原群众抗日游击战争。”
你看，这简单的十一个字，背后，却是一场，从思想到战术的、彻底的 “转型”。
在党组织上，他们，加强了党的一元化领导。公开的基层党组织，全部，转入地下，变成了 “秘密党支部”。
在政权上，他们，精简了政府组织，创造性地，开展了 “两面政权” 的斗争。村长，白天，可能，还在给日本人，点头哈腰；到了晚上，却悄悄地，把情报和粮食，送到了八路军的交通站。
在武装斗争上，他们，彻底地，化整为零。主力部队，以班、排为单位，脱下军装，穿上便衣，化身为一支支，尚处初创期的 “武装工作队（武工队）”——1942 年秋，冀中首批武工队仅 3-5 支，每队 10-15 人，以隐蔽行动为主。
我们把镜头，切换到，一九四二年，秋天，一个叫 “马家河” 的日军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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