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陷落了。那座曾经三次让日军铩羽而归的英雄之城，这一次仅四天便告陷落。
耻辱的消息像一阵夹带着瘟疫的寒风，迅速吹遍整个第九战区，恐慌开始像野草般在每一个仍在抵抗的中国军人心中疯狂蔓延。
日军占领长沙后并未贸然突进，经三天补给调整，第十一军司令官横山勇亲率第六十八、第一一六师团主力，共计十万兵力沿粤汉铁路向南推进。
株洲、醴陵、湘潭等地虽经守军阻击，但因兵力悬殊先后失守，日军推进速度远超预期。
整个湖南防线土崩瓦解，此刻挡在这股精锐日军面前的，只剩下最后一座也是最重要的城市 —— 衡阳。
衡阳地处湘江中游，是粤汉铁路与湘桂黔铁路的交汇点。它不仅是湖南第二大城市，更是整个中国西南的门户。
一旦衡阳失守，日军便可西进贵州直逼重庆，南下广西打通大陆交通线，届时中国抗战将陷入南北隔绝的致命困境。
坚守衡阳不仅是为了阻敌，更要为重庆等地的工厂、学校内迁争取关键时间，这是关乎西南大后方存续的生死线。
重庆黄山官邸内，蒋介石盯着地图上岌岌可危的衡阳，深知已再无退路。他急调第六十二军、第七十九军、第四十六军等部队星夜增援，然而横山勇早在衡阳外围部署了专门的阻击部队，援军刚抵近郊便陷入激战，始终无法突破防线。
蒋介石更亲自给负责防守衡阳的第十军发去电令，措辞严厉：“衡阳为西南门户，务必死守十日，以待外围援军集结！” 随后又追加电令，要求 “坚守一月，死战不退”。
又是熟悉的剧本，一场以空间换时间的孤城保卫战，而执行这近乎必死任务的，是第三次长沙会战中立下不世之功的第十军，率领部队的正是常德会战中为 “虎贲” 打开血路的悍将 —— 方先觉。
常德会战的卓着战功让他正式升任第十军军长，这本该是人生的荣耀时刻，他却丝毫高兴不起来。
此时的第十军虽经常德会战洗礼，已休整四月，补充兵员后总兵力一万七千余人，新兵占比六成，各师均保留着功勋老兵作为骨干，士气带着 “为长沙雪耻” 的沉郁，绝非不堪一战的疲师。
可他们要面对的，是装备精良、兵力五倍于己的日军主力，更要守一座比常德更重要的战略枢纽。
方先觉清楚，重庆许诺的 “外围反包围” 近乎空谈，却没有向上级讨价还价，只是默默做了一件事，复刻第三次长沙会战前的决心。
他命令士兵为自己和第三师师长周庆祥、第一九〇师师长容有略、预备第十师师长葛先才各备一口棺材，棺材上分别题下 “尽忠报国”“杀身成仁”“血洒衡阳”“与城共存” 的字样，庄严摆放在中央银行的军指挥部内。
所有决心与誓言，都凝聚在这四口漆黑的棺木之中。
日军的先头部队已开始试探性进攻，6 月 26 日，其先锋刚攻占衡阳机场，方先觉立刻下令第一九〇师师长容有略率第五六九团反击。容有略亲自督战，全团官兵抱着 “夺不回机场便死在机场” 的狠劲，与日军白刃相接血战五小时，付出两百余人伤亡的代价，硬是从日军手中夺回机场。
为绝后患，士兵们炸毁跑道与地面设施，埋设炸药后撤出，日军后续虽重新占领机场，却因损毁严重始终无法启用，彻底断绝了其空中支援的可能。
紧接着，方先觉以极致的冷静与专业，将衡阳改造成层层嵌套的纵深防御体系。
衡阳百姓没有袖手旁观，抗敌后援会组织三千名工人，征用一百二十家木材厂的一百二十余万根木料赶来支援，日夜不休挖掘战壕、构筑暗堡。衡阳县县长王伟能带着市民把粮仓里烧焦的残米一粒粒挑拣出来，背往前线，士兵们把这些碳化的米块称为 “报国饭”；八十岁的李老太太临终前捐出积攒的两万银元，只说 “菩萨若知杀鬼子，定赞我破财消灾”；衡阳妇女们发起 “湘妇女号” 飞机捐献运动，硬是募集资金买下五架战机支援前线。
在军民同心下，方先觉借鉴常德会战经验构建的 “三线防御” 迅速成型：
外围将张家山、五桂岭等制高点设为警戒阵地，派预备第十师精锐驻守，彻底杜绝日军利用制高点的可能；
中层拆除非必要建筑清出射界，街道挖设 V 形壕沟，主壕深达三米，侧壁每隔两米就有一个射击孔，外壕宽七米，壕底布满尖刺与诡雷，被日军咬牙称为 “方先觉壕”；
每栋坚固民房都改造为 “子母堡”，大堡架重机枪，小堡藏步枪手，形成交叉火力；内层以中央银行、天主教堂为核心据点，用地道连通形成最后的抵抗枢纽。
整套体系里，两千一百个相互勾连的 “子母堡群” 与纵深壕网交织，让衡阳变成了一座立体的 “杀人机器”。
方先觉早已预判到日军会用毒气，提前让士兵备足石灰水。 用碱性溶液浸泡军装可中和糜烂性毒剂，还发动士兵用竹筒制作简易呼吸器。后来飞虎队空投了三百具防毒面具，更让守军多了一层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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