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勒曼一号”成功发射三个月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航）航天学院的留学生公寓楼，比往年热闹了许多。
这幢建于五十年代的灰砖楼，走廊长而幽深，水房和厕所是公用的，墙壁上带着经年累月的印记。但此刻，许多房间的门上都贴上了手写的名牌，用中文、阿拉伯文、西班牙文、甚至斯瓦西里语标注着主人的名字和国籍。空气里，常年萦绕的墨水和旧书味道，被一股复杂的、混合着各色香料、咖啡和不同口音英语的气息所取代。
三楼最东头的一间宿舍里，阿米尔·本·萨勒曼（Amir bin Salman）正对着镜子，一丝不苟地整理着自己的白袍头巾。他是阿勒萨巴王室旁支的远亲，也是国内第一批公派赴华学习航天技术的青年才俊之一。二十五岁，脸庞棱角分明，眼神里带着与生俱来的骄傲和一丝不易察觉的焦虑。他学的是“飞行器设计与工程”，这是“萨勒曼一号”项目合作框架下的定向委培。临行前，哈立德叔叔（就是那位曾与王胖子在基辅会面、后率团赴华的工程师哈立德）拍着他的肩膀，语重心长：“阿米尔，你的眼睛，要像鹰一样锐利。我们送出去的，不止是学生，更是未来的种子。你要学的，不只是怎么造卫星，更要看懂他们是怎么想的，怎么做的。”
阿米尔对此深以为然。他带来了最先进的笔记本电脑，厚厚的笔记本，决心要像海绵一样吸收知识。然而，开学第一周，他就遭遇了“文化冲击”。
上午的“高等数学”，授课的是一位头发花白、戴着厚厚眼镜的老教授，姓陈。陈教授语速不快，但板书极快，一行行公式如同瀑布般倾泻而下，几乎不用看讲义。阿米尔的微积分基础不差，但面对这种充满技巧性和跳跃性的中式教学，他听得头晕目眩。旁边的中国同学则奋笔疾书，似乎习以为常。课间，他鼓起勇气用英语提问一个符号的含义，陈教授推了推眼镜，用带着浓重口音的英语简单解释了两句，然后说：“阿米尔同学，课后要多看教材，多做习题。数学，是工程的骨骼，骨头硬了，肉才能长得好。” 说完，又转身去写下一黑板的天书。
下午的“航天器总体设计”课，更是让他大开眼界。年轻的讲师直接在黑板上画了一个简易的卫星构型图，然后开始“分配指标”：“载荷重量不超过50公斤，功率预算100瓦，寿命要求3年，成本控制在……我们假设是50万美元以内。好，现在分组，下课前每组给我一个初步的子系统质量功耗分配表。”
“50万美元？”阿米尔差点惊呼出声。在他的概念里，卫星造价动辄数千万上亿。他看向同组的中国同学，那是一个叫李建国的瘦高男生，正在飞快地按着计算器，嘴里念念有词：“结构15%，热控8%，电源20%……阿米尔，你们国家‘萨勒曼一号’的平台结构质量占比大概多少？用的什么材料？”
阿米尔愣住了。他只知道那是一颗通信卫星，很先进，但具体分系统质量……他从未关心过细节。“我……我需要查一下资料。”
李建国似乎并不意外，点点头：“嗯，先按常规铝蜂窝结构估算吧。对了，你们那儿日照条件怎么样？太阳能电池板效率有特殊要求吗？”
阿米尔再次语塞。他突然意识到，自己引以为傲的“王室工程师”头衔和在国内学到的理论知识，在这间充斥着实际约束和“斤斤计较”的教室里，显得有些苍白。这里关注的不是“有多先进”，而是“如何在极端限制下实现功能”。这是一种截然不同的工程思维。
晚上在食堂，他遇到了另一个“朝阳计划”的留学生，来自非洲东部国家肯尼亚的玛丽（Mary）。玛丽学的是“遥感科学与技术”，一个皮肤黝黑、眼睛明亮的姑娘，正对着一盘宫保鸡丁发愁——太辣了。两人用英语交谈起来，玛丽苦恼地说：“我的导师让我用他们提供的‘风云一号’气象卫星历史数据，分析东非大裂谷地区的植被覆盖变化，还要建立模型预测旱季……上帝，我连数据格式都还没完全搞懂。”
“至少你还有数据。”阿米尔用叉子拨弄着盘子里的红烧肉，没什么胃口，“我的小组作业是设计一颗用于‘沙漠绿化监测’的微纳卫星，要求用商业货架产品（COTS），成本控制在20万人民币以内。20万！在北京能买什么？一辆不错的汽车？”
玛丽噗嗤笑了：“那你应该去中关村电子市场逛逛，也许有惊喜。我的中国室友说，他们本科时就用手机芯片和开源代码攒过‘纸卫星’。”
“纸卫星？”阿米尔挑眉。
“比喻啦。就是极简、极便宜，但能完成基本功能的东西。”玛丽眨眨眼，“我觉得，他们有一种……怎么说呢，在螺蛳壳里做道场的本事。资源有限，就拼命在想法和效率上找补。”
阿米尔若有所思。他想起了白天李建国飞快计算的样子。也许，哈立德叔叔说的“看懂他们怎么想”，指的就是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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