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帝国的军事血脉在悄然强筋健骨之时，另一项关乎国本命脉——农业的宏大工程，也在工部的主持下，于绍兴三十六年的秋收后全面铺开。
这便是“全国主要水利设施大普查与系统性修缮”工程。
如果说整顿币制是梳理经济的血管，普及法律是构建社会的骨架，那么兴修水利，便是滋养帝国躯体最根本的“精气血”。
“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食以水为命。”
赵构在垂拱殿召见工部尚书沈该、都水监使者赵不弃及相关诸路转运使、劝农使时，开门见山地指出：“自南渡以来，战事频仍，百废待兴，于水利一道，虽有所措置，然多为应急、局部之功。
今北疆渐固，内政稍安，然天时不常，水旱频仍。
欲使仓廪实，边储足，非大修水利不可。
而修水利，首在明其现状，知其损益。
故朕意，对天下主要陂、塘、湖、渎、渠、堰，尤其是那些传承千百年、泽被万顷的古名工程，来一次彻彻底底的‘摸家底’与‘治痼疾’！”
旨意一下，工部牵头，都水监具体负责，抽调精通水文、地理、工程的官员、吏员、匠师，并征调各州县熟悉本地水利的“老河工”、“老农”，组成数十支精干的普查勘验队伍，分赴各路。
朝廷拨付专款，要求各地全力配合，不得隐瞒、敷衍。
普查内容极为详尽：工程的地理位置、始建年代、历代修葺情况、当前完好程度、灌溉（或防洪、航运）范围、受益田亩、管理现状、存在的主要病害（如淤塞、溃决、闸门损坏、渠堤崩塌等）、以及初步的修复方案与预算。
工程浩大，意义深远。
许多自唐末、五代以来便失于修葺、或仅维持不废的千年古渠、百年老堰，第一次迎来了朝廷派来的专业团队，进行全面、科学的“体检”。
在蜀中，都江堰，这个“泽润天府，功垂万世”的旷世水利工程，自然是普查的重中之重。
普查队在成都府路官员和堰工（世代守护都江堰的工匠家族）的陪同下，溯岷江而上，细致勘查鱼嘴、飞沙堰、宝瓶口这三大主体工程。
他们测量水势流量，检查竹笼卵石垒砌的堤岸有无松动，评估“深淘滩，低作堰”的岁修准则执行情况，记录下游灌溉水网的分布与现状。
发现部分支渠因年久失修或豪强侵占而淤塞、改道，导致灌溉不均；一些古老的“水则”（水位标尺）损毁；管理上存在“堰官”权责不清、经费被挪用等问题。
普查队详细记录，并会同地方制定了包括疏浚关键支渠、重修水则、厘清权责、保障岁修经费在内的综合整治方案。
在关中，普查队面对的是一片“十渠九废”的悲凉景象。
战国时郑国主持开凿的郑国渠，汉代的白渠、成国渠、龙首渠等，这些曾“溉泽卤之地四方余顷，收皆亩一钟”，造就了“天府之国”的伟大工程，历经汉末、三国、南北朝、隋唐五代的战乱与管理废弛，到北宋时已大多淤塞、荒废。
南宋虽名义上控制关中部分，但实际控制力有限，修复更是无从谈起。然而，此次普查并未放弃。
普查队跋涉于残破的渠堤之上，辨认着湮没在荒草与黄土中的古渠遗迹，访问当地遗老，查阅残存的地方志，力图复原这些古渠的原始脉络与灌溉范围。
虽然大规模修复尚需时日，但这份详尽的“病历”与“复原图”，为未来若有朝一日光复关中后的水利复兴，奠定了珍贵的基础。
在淮南，古芍陂（安丰塘）的普查与修复则相对更易推行。
芍陂乃春秋时楚相孙叔敖所筑，历经两汉、南北朝、隋唐不断修浚，是淮南重要的灌溉与防洪枢纽。
南宋控制此地后，有所维护，但欠账不少。
普查队发现，陂周堤防有多处单薄、渗漏，进水、放水闸门朽坏，库区淤积严重，蓄水能力下降。
灌区内沟渠紊乱，水权纠纷频发。工部与地方立即着手修复：加固堤防，更换闸门，组织民夫清淤，重新丈量、疏浚干、支、斗、农、毛五级渠系，明定用水章程，刻石立碑。
修复后的芍陂，焕发新生，确保了淮南大片圩田的灌溉与安全。
在两浙、江西、福建等南宋腹地，普查重点在于数量庞大的圩田、塘浦、陂堰系统。这些交织如网的水利设施，是江南“鱼米之乡”的命脉。
普查队深入乡间，逐一核对“鱼鳞图册”上登记的水利设施，发现并处理了大量豪强侵湖为田、霸占水源、私设堤坝等积弊，疏通了无数因淤塞而失去功能的沟渠、池塘。
“修复一塘，可溉百顷；疏通一渠，可活千家。”
基层官吏对此感受最深。
在新收复的襄阳、樊城等汉水流域，普查与修复则带有明显的战略色彩。
修复汉代以来着名的“长渠”、“木渠”等灌溉系统，不仅可以迅速恢复当地农业生产，安置流民，充实边储，更能以水利纽带，将新附之地，更紧密地与朝廷联系在一起，收民心，固疆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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